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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66、480、728、467、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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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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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清碑传合集》（四），第317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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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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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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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同上书，第五册，第2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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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同上书，第五册，第2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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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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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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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同上书，第四册，第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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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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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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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清史稿》第四册，第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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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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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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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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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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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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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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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同上书，第二册，第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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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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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康有为由痛论国会之“争乱逢杂”和“德行扫地”，而追悔“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引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稍后又总论其时的“大乱于国，小乱于乡”，自责“鄙人愚妄，实变法之前驱，实为罪魁宜讨者也”(1) 。以此比十多年之前的七上皇帝书，可谓是非全变。同一年，严复在一封信里说“中国孔道如日经天”，而“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者，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2) 。显见得时至此日，他曾经为人仰慕的东西都成了自己否定自己的东西了。此后九年，章太炎答柳诒徵驳其非议孔子的旧说，深自刻责“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竟“妄疑圣哲，乃至于斯”，而后以“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为心悦诚服，返观1906年他在东京讲诸子学之日侈口丑诋孔子之“佞”、孔子之“诈”和孔子之“权术”，不能不算是翻然大变(3) 。以其一生论学之自负傲岸作对比，这些话表达的都是有触于心的沉痛。而梁启超1914年追述“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而“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自谓“吾常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至1922年，又深论民国立国十年以来“没有宪法的罪恶”，而自认是“罪恶”中的人之一，“彻底忏悔”(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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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由十九世纪末年的新党变为二十世纪初期的老新党。用钱基博的话来说，他们皆曾“提倡宗风”宏开“一代之新运”(5) ，而二十年之间，又先后掉头而走，一个一个疾首蹙额，不肯再与“新运”相往还。所以周作人鼓荡新文化之日下笔论世，已总括地把“老新党”目为“反动”的一群(6) 。然而这些人既曾由弃旧作新先造潮流，则他们后来群体性地回归旧途以寻找各自的安身立命之地，便以其太过显目而不能不成为一种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们在艰难时世中两度转身，而最后实现的却是自己克责自己和自己反对自己。比之各以守旧开新为一面之理而硁硁然引吭高鸣的人，这种由新党而老新党的心路所历，一定会更多矛盾，更多怀疑，更多杌陧，更多复杂，从而更多深度，而由此折射的时代内容跌宕起落，当然不是“反动”一词能够统括净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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