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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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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章太炎的白话文》，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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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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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7、469、446、474、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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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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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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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严复集》第一册，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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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严复集》第一册，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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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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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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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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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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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分期里，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久以19世纪40年代为起点，但就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则由社会转型统括其深层内容和历史归向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其实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在这种一经开始便曲折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人因历史迁移而改变思想，又因思想改变而催动历史，由此形成的震荡和紧张为二千年岁月从未有过。而其中耸起于19世纪中叶的“富强”观念和移入于19世纪末期的“天演进化”观念尤其源远流长，百年之间留下了种种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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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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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一路打到北京，随后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烧圆明园。与二十年前起于东南沿海而止于长江下游，并因此而被称作“海疆骚动”的鸦片战争相比，这种冲击已经撼动社稷，其创巨痛深和惊心动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惊和震撼都为前者所不可比拟。因此“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1) 。从道光到咸丰，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渐知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在这种困而后知里产生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2) 之说，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而其间抵拒与师法的交相纠集，既反照了中国人在创巨痛深之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己，也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强”一词所作的最初的释义。两者都是一种思想导引，于是而有从西方搬入中国的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而这个过程之牵汇万端和层层递进，又使“自强”的涵义由真事伸到财力，在一路深化中延展为“富强”。当日的奏议称之为“言强必先富”(3) 。就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而言，作为一种思想和旨义，“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二千多年之后倡言“富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时人说“王道不言功利”，是以“吾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然而当此“外患方张之会”，则起而救时，“亦难置富强为缓图”(4) 。显见得那一代先倡“富强”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由此入彼，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不得已和不自愿。但“自强”和“富强”既已引入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与之同时发生而相为表里的，是复制这些东西的过程，一定又会成为复制这些东西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其间既有时势造人，也有人造时势。然而中国人图“自强”和“富强”所内含的特定的和独有的时代内容，又会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种种不同于欧西的历史特点：就一面而言，由于中国人注目于西人的审量彼己是与民族战争一败再败的创巨痛深交集在一起时，因此中国人不能不与西方人比物力，从而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不以营造物力为重心；沿此而入，则就另一面而言，由于西方人用船炮打败了中国，而后是船炮成为一种制宰。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里，船之坚和炮之利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技术。是以中国人从船炮下手牵引而来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和倾向；最后，与这两面相表里，由于“师夷智”是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来的，遂使“师夷”的初心和远想都以“制夷”为本愿。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以“效西法”图“自强”为路径，则这个过程便不能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深相虬结。然则自其初始，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情结便都是“富强”一词里所包摄的东西。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来说，这些都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有的东西，但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轻，却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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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观念，“富强”是用旧词翻出来的一种新义。与之相比，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四面流播而鼓荡天下的“天演进化”之说，则是出自彼邦而灌入中国的观念，从而是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异常隔膜的观念。异常隔膜而能够层层灌入，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已使中国的自我形象连同曾经深信的种种道理在人心中一时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变局”演为此日的“危局”，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5) 。以“四千余年”历史文化为“大梦”，正是反观自身的深度失望和满眼碎裂。比之此前三十多年的创巨痛深，其慑动人心的程度显然更加剧烈。而“天演进化”以“物竞天择”说世间之“公理”，则在“四千余年”旧有的理路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阐释中西交冲和兴衰起灭的别样理路。别样的理路同时又是别样的希望，之后是旧理路既已破碎，由外而入的新理路遂后来居上，成了那个时候回声四应而虎啸龙吟的东西。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胡汉民曾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6) 他推崇作《天演论》的严复，而目光之所注则全在“人心”因此变和“民气”因此变。对于刚刚被日本打败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带来“吾国之所创闻”，而尤能动人心魄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7) 。在数千年前后相延的历史叙述里，中国人的理想之世是三代。而以天道“不主故常”和“人治日即乎新”为万方之通则，则中国人的理想之世应当在将来。两者都不能满足于当下，而前者以过去来批判当下，后者以将来来批判当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对立和前所未有的对立。依其本义而言，过去和将来指称而区分之的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但经“天演进化”之别为解说推衍，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已一变而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价值选择的不同。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之争在一层一层的探求抉发中演化为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梁启超统括而言之曰：“今夫守旧不敌开新，天之理也。”(8) 他的话代表了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中西交冲内里和背后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解释，而取“开新”而舍“守旧”，又说明了六十年代由回应西人开始的那个历史过程，此日正在急遽地转向改变和重造中国自身。戊戌年间的维新和辛亥年间的革命都因此而起，并因此而激荡一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一代人“师夷智”以图富强之日，其意中所常怀的自觉而不自愿，在这一代人身上已演为“大变”、“全变”和“速变”的急岌和迫切；同时是上一代人的“夷智”以西国之器为止境，而这一代人的变法，则旨在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9) 。然则和三十多年前的不自愿相比，“大变”、“全变”、“速变”之言之侃侃，显然已夹带着一种对于西方世界的惊艳和企慕。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原本的“海国”和“岛夷”已一个个落脚于中国的周边，并不止不息地各思伸张。由此形成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以及“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康有为曾统括地称之为“强邻四逼”(10) 。比之西潮初来之际的“海疆骚动”，这种“四逼”所写照的，应当是中西交冲已经带来和正在带来的更加深重的患难。而“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已推演中西之争的要义而一归于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随之衍为推陈出新，重心皆已移入中国社会自身。因此从这个时候起，迫来的外患一重接着一重，而其一重一重的窒扼冲击，则常常会催化出以中国自身为对象的变法、变政、变制、变俗之想，促成世局迁移，而后是除旧布新的前后相接便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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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因中西交冲而有“富强”观念，也因中西交冲而有“进化”观念。而时论滔滔，以“人治日即乎新”为图存国存种之共信，又以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之“化同”为旧邦新造之共趋，则既是在用“富强”诠释“进化”，也是在用“进化”诠释“富强”。两者都是内在于这段历史变迁之中的东西，所以两者能够互相诠释，并因互相诠释而彼此支撑。变迁造就人间的掀动和世局的跌宕，与之相伴的常常是分解和断裂，而内在的东西则维持和体现了这种掀动、跌宕、分解、断裂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于是而有同属一个过程里的上下承接和先后因果。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之间，各立名目的思潮和政潮此长彼消于世路起落和人心起落之中，使历史在这种前后代谢中被分成一截一截；但与之同时存在的另外一面，则是贯穿于思潮和政潮消长之间并为其所共认和共有的，往往都是“富强”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有此连接于消长和起落之中，而后是一截一截的历史借助于这种观念上的共认和共有，才能够串结起来，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和认识的整体历史。由于“富强”和“进化”内在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思想为一世造归趋和共趋，因此，在这个过程所到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新起的观念面对旧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改造观念和观念派生观念。梁启超曾举欧洲的国家主义为比，概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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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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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并“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沿之既久，遂使“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11) 。他追索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以国家主义传统的太过稀薄为大憾。然而“富强”之想既因列国的环伺匹比而起，则“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应当在国家与民族，从而“富强”之想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因此，自中国人从观念上接受了富强，并在外力逼视下力图富强之日起，国家思想其实已在日积日重之中入人之心，并蘖生出种种与之枝干相连的大观念和小观念。这个过程使旧日的夷夏之辨在蜕变中一节一节升华为民族主义；使熟知已久的家族观念、地方观念和天下观念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一步一步地为国家至上让出了空间；使原本散漫的个体一代比一代更切近地为文字所生成并由文字作鼓荡的国民意识所染化。而后是“与吾人夙不相习”的“国家主义”在节节茁生中化为一种富有感召力和神圣性的东西，在随后而来的20世纪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曲折里以此凝聚和支撑了中国人。钱穆后来说：“中国对日抗战八年，终于能屹然存在，以徐待胜利之来临”，推论其间的因果，则不能不溯源于“近代新兴的国民教育”，尤其不能不归功其间的“国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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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意见纷歧，言论庞杂，新旧交冲，极为混乱；但对中小学教科书涉及近代国耻方面的意见与情感，则举国一致。此乃是一种民族意识与其发奋图强、同仇敌忾心情之表露，一旦大难当头，便发挥出无上的力量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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