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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犹在为中国的众生说法，俄国思想已波涛澎湃而来。是以此后数十年漫长岁月里，这两种思想都对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与之对应，是原本共取一个榜样的中国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便有了两个因不同抉择而分为两路的榜样。然则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便既与先觉者黾勉地寻找外国榜样连在一起，又与外国榜样的一变再变连在一起。在这个过程里，每个榜样都曾为抽象的，并因之而不容易感知的“现代文明”提供了一种具体的，从而能够各以其始末因果被人分辨和临摹的样式。因此，在五十多年师夷长技而又识之不甚了然分明之后，这种可以临摹的榜样直接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心力上的信恃与愿想，以及前所未有的整体上的翻造和改造中国。20世纪之不同于19世纪，便在于立特定的榜样为范式，则范式之所在同时是根本之所在，因此信恃、愿想、翻造、改造都是在“求根本之改革”(57) 。而后是这种以“根本之改革”为目的的翻造和改造所到之处，二千多年来延续已久的社会结构遂不能不在伤筋动骨里面目全非。比之19世纪五十多年间的制器、练兵和铁路、航运的枝枝节节，此日仿外国榜样之程式所造成的迁越已如同移山填海。是以时人身在翻造改造之中，感受和感触都集结于与之相伴的“内变之烈，尤甚于外患”(58) 。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正是借助于这种临摹范式的“内变之烈”，才能够越过旧时壁障而得以层层深入地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近采日本”开始的一路取法，都曾是新陈代谢为时势所牵的不得不然。然而为时势所牵同时也是为时势所囿，数十年之间，此一时与彼一时临摹的对象一变再变，又以其取而舍之，舍而再取的事实，说明了立外国的榜样为范式以“求根本之改革”，其实常常是走不到头的。中国人因天演进化而有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预设和推断，又因这种预设和推断而由后列追随已得“现代文明”而居于前列的远邦。但西洋与东洋之中能够以“现代文明”翘出一时者，其“现代文明”或本来产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或学来而已能长入于自己的历史文化，随后是同属“文明”而各具殊相，并因各具殊相而能够成为真实存在的文明。与此成为直接对比的，则是深信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中国人又因追咎“吾学”而正置身于一个反传统的时代之中，并因反传统而正在走何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而后是学来的东西无从嫁接，便是学来的东西无从生根而长入中国社会，遂使这种以普遍性为前提的预设和推想不能不因远离历史文化而成了脚下悬空的东西。由此造成的是，取法远域以求“现代文明”的人常常不计历史文化，然而被他们引来取法的每一个范式却都会在中国遇到和它们不相同，并因之而与它们不相通的另一种历史和文化。随后，隔阂与阻折便成为这个过程里的常态，而希望和失望亦与之相为起伏。清末民初的一则时论评述这种阻折与起伏，说是“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然而预想总是不能成为事实，一次一次的“仿效”既折和“仿效”又起，得到的则大半都是一次一次的“为之而不效”(59) 。这种旁观世事统括出来的“为之而不效”，正说明用“规摹”的办法现成“移”来的东西太过夹生。西洋和东洋以先得“现代文明”而成为中国人的榜样，但内含于那里的“现代文明”，又因其成为具体范式而物化和固化于他人的历史文化之中。是以取自彼邦的“法”、“制”、“俗”、“惯”、“条”、“文”背后都有各自赖以生成的过程。而中国社会则从未发生过这种过程，因此它们进入了中国社会，却不能内化于中国社会。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们是外来的东西，从而是外在的东西。“规摹仿效”所含的深度矛盾正在于此。早年深信取外国的榜样改造中国，“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60) 的梁启超，后期阅历既多，则转以“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61) 为深度疑虑。其前后之间的不相同显然因此而起并与此相依。而“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又说明当“规摹”所得的“现代文明”仍然是一种外在之物的时候，以此“殖之我”的翻造和改造，常常会使社会结构的剧变同脱榫、撕裂和各色危机相伴。其间的极端，便是康有为在民国初年列数世间之种种混沌，而归结为“旧宅第已毁而不能复建之，则惟有露宿”(62) 。他是最早从东洋取径为中国寻榜样和立榜样的人，但此日被他指为大病的，则正是临摹外国榜样所弄成的旧者已经破而新者未能立。以此论说因果，显见得这种进入中国社会而不能长入中国社会的东西虽大半“为之”而不能“效”，却已自一边搅动中国，使之脱出了昔日的旧轨，一边又在水土不服中“橘逾淮为枳”(63) ，既使中国自身失掉了旧时模样而变得面目全非，也使移入的东西失掉了自己的本来模样而变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说，曾深得“规摹仿效”之力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也一定会在同一个过程里无可避伏地为“规摹仿效”所困，既因其一变再变而长在嬗递之中，复因其一变再变而长在两头不到岸之中。以至于20世纪中期思想界论国事，列为大题目的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出路”；而立论更峭刻一点的，则径直言之曰“三四十年来，我们大部分的努力，似乎是专把旧有的不大好的东西和西洋来的不大好的东西凑合起来”(64) 。其忧思和深思写照的无疑都是一路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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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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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间，作为观念的“富强”和“进化”，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推论与悬想因中西交冲而起，又在中西交冲里既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判定和态度。中国人曾因面对历史经验之外的对手以及他们带来的莫测时势而“智勇俱困”(65) ，而这些由“俱困”所催生的观念则在历史经验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回应时势的东西。因此，接受这些观念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观念引导下以变应变的过程虽然都发生在中国，而其起端和归趋却不能不以脱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指向，并且以越来越远离于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定势。与之相应的，是百年之间中国得到了很多本来陌生的东西，也失掉了很多本来熟识的东西。而在器物、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一截一截地以新变旧和以今变古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普遍地知道，自上个世纪以来一代一代沤浪相逐于中西交冲里的以变应变，其真实的时代内容全在于“一套社会组织变为另一套社会组织”(66) 。比之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对于社会转型的这种自觉认识显然迟了很久。然而由此返看19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以变应变，则其间积之既久的事实又会使人更容易通观得失，以省视这个过程里曾经有过的倾斜和盲目，而反思和深思亦由此以出。其时《大公报》曾以《中国文明在哪里》为题，申论中国的“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所经营擘划研究思索，举不出于都会”，而“于全中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况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是以当此百度变迁之日，这些在中国主导时务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而“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即在于此(67) 。都市之成为重心，是在中国社会变迁和前此开新一方之节节“规摹仿效”东洋和西洋中形成的。但新起的都市与旧有的多数人口截为两段，又已直接成为“中国改革”，从而直接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从这种内在的抵牾里指抉出不为“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态”，无疑是在把久被湮没的民本之义和民生之义重新引入这个过程之内。相比于之前胡适用未能“一心一意接受现代文明”来批判中国“领袖们”的那些话，则虽然同属批判，而《大公报》的这些文字显然更具体而且更有深度。至四十年代，梁漱溟追说“过去六七十年，我们已不断采取西洋之长”，而多“惨重”之“失败”，以至“每次总收不到预期的正面效果”。然后归“其故”为“一面是不了解西洋文化本末系统”的西学不够，“一面则是更不明白自己”的中学尤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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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入手之方，与如何把握自己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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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复一年地脱出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后，他所说的“不明白自己”是在告诉世人：脱出历史经验的过程，同时也在淡褪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而褪落了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的追蹑“现代文明”，其一变再变的“莫得其宜”又同样会直接地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在相近的时间里，潘光旦以“维新以还”的史事为实例，指“不负责任的革新理论往往以为社会改造是全盘的，旧的非通体推翻不去，新的非完全创造不来”为大错；又以“社会”与“历史”之间的断裂为实例，指国人“多年来所注意到的只是一般社会，甚至于即以西洋的社会当作一般社会，而忽略了中国社会”(68) 为大错。合两者而论之，则其要义全在指述中国与西洋之各有殊相而并非同质。由于并非同质，则共相不能自立和自存于殊相之外，因此抽尽历史文化的普世信仰其实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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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刊文字和学人论述丛起于此日，说明了百年之间中国人沿富强、进化而力致现代文明的多窒多难。他们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的，因此，他们又深知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种种难题。于是，他们之后的中国人便不得不在致力于现代文明的同时又要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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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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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92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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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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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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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第179、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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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4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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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46页，三联书店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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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严复集》第五册，第1317、1324、1329页，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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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第126页，中华书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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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2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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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书，第16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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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饮冰室合集》第九册，《专集》五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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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文化论丛》（九），第136页，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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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严复集》第五册，第1392、1241、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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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四十，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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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五，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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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钱玄同文集》第二卷，第2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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