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76957 这里所说的“中等之人”无疑是指士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而用“四书文囿之”，则是着眼于大多数人的以性心管束之为精神涵育之。脚跟立在“潜移默化”一面，管束和涵育便都是牵引和造就。士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不会都是进入官场的人，但却都是在共同地影响一世之走向的人。他由“世道人心”作计量，对于“中等之人”所系连的轻重思之烂熟，因此他举“明以四书文取士”与“唐以诗赋取士”相对比，以切入地辨析其间相同的一面和不相同的一面，比张玉书和熊赐履更富深度地说明：自朝廷为选官而取士立论，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虽屡经变迁，而本旨和要义其实并没大变。但由这个过程所产生，而且其数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士人群体，却以他们的存在和他们跟着科举走的共同趋向，已使得作为利禄之途的科举制度，不能不在层层演变中自我延展旨义和内涵，同时又成为从整体上为这些人塑造社会品格之途，并在隋唐以来的一千多年里，正越来越明显地成了从整体上为这些人塑造社会品格之途。与前代相比，明清五百年间的科举制度之能够后来居上，其大端正在于五百年间的功令沿此而来而更进了一步，能够使跟着科举走的万千士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程度整体地跟着经义走。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以性心管束为精神涵育，遂成了士人的自我管束和自我涵育。阮元之后，王先谦曾说：“以制艺取士，四书命题，然后斯世尊奉一致，口复心研不能自己。其智者随所知而入道，鲁者缘习生悟，亦能驯至义理之途。达则穷事变、充器识，为国家纯臣；穷抱遗经，亦不失为乡里好修之士。”(93) 他以群体为对象，总括地描述了万千士人在这种自我管束和自我涵育中所发生的品性变化和气质变化，并以其拢合上智下愚的统而言之，又比阮元笔下的“中等之人”更富广度地表达了作为社会群类的读书人在那个时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后，一面是经义取士对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影响在程度上和限度上的不可预测和不能确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体的功名人物常常会被牵入公论和私议的褒贬之中。这个过程会以其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的累积，形成许多是非善恶的典型和演绎种种是非善恶的忠奸故事，既留存于正史的列传之中，也流布于戏曲弹词、小说演义之中，化作世人眼中的形象性和具体性。而同时的另外一面，则是由一个一个个体汇成的士人群体居四民之首，在明清五百多年间始终与“圣经贤传无语非祥，八股法行，将以忠信廉耻之说渐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风俗亦将因之以厚”(94) 内相依连而外相维持，并因此而显示了其自身整体上的稳定性和性质上的确定性。正是有了这种一般性、普遍性、稳定性、确定性，于是而有中国人意中的“凡科甲出身之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和尊士君子为“一方之望”的观念，以及西方人眼中读书士子多传教士品格的观感，两者指述的都是一个社会群类，从而都是一个整体，因此，综贯一面和另一面而通论之，显然是群类虽由个体构成，但群类既经形成，便已不再等同于个体。而对于为官僚制度选官的科举考试来说，这种实现于选官过程里的“中等之人”各用功夫的自我造就，以及由此形成而势居多数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群体，已经比官僚制度本身更直接地助成了小农中国的一道同风，从而使君权统治和官僚统治能够常态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统治和习俗统治，并因之而减少了朝廷治天下和官府对民间的许多紧张和肃杀。生当道咸之间的邵懿辰曾作《仪宋堂后记》，就其间的因果概而论之曰：“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虽说在他眼里，是“二君诚不能道义躬天下，不得已而为此制”，其自身并不能算是圆满的榜样，但由此开始的漫长过程则由深度地化育了读书人而深度地化育了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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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59 使秦、汉迄元明至今二千余年之久，田不井，学不兴，圣君贤宰不间出。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如饮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绝灭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赏之所趋，故虽遐陬僻壤，妇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为圣，程朱子之为贤。言于其口，而出于其心，猝不知其纳于义理之域。是其为效固已奢，而泽天下后世固已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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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61 在这个以利禄为起端而最终转化为“泽天下后世”的过程里，原本分散的个体士人因跟着科举走而共聚于名教之中同时又共囿于名教之中；原本分散的个体小农则因跟着士人走而在一个苦乐不等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大体相似的精神同一。于是沈葆桢所说的“国家之所以统天下之智愚贤不肖”(95) 才有了赖以依傍的真实性和行之久远的可能性。因此，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立论，显然是科举制度的大用不在以经义选官，而在以经义造士，与之相对称的，是士人既已化为群体，其大用便不在出仕，而在以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勾连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并助成了和维持着天下众生的“猝不知纳于义理之域”。而后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生活和政治纲纪，便因上下共奉“孔子为圣，程朱为贤”，而得以彼此贯通与相互凝合，由此形成的平衡，遂成为人世间既与个体德性相交融，又与公共伦理相交融的等序和有序。然而沈守之所记叙的从“乾嘉之间”到道咸之际江南社会和风俗的变化，又具体地说明了这种由士人群体作主干而实现的平衡和有序，会在世路起伏里曲折颠簸而与时俱迁，并因此而显出其脚跟之不能常稳。“乾嘉之间”江南犹在承平之中，而自道光到咸丰，则变而为衰世，变而为乱世。因此数十年之间因“乡先生”的前后不同而致地方风俗的前后不同，使人能够明白地看到：阮元所说的经义取士之通过万千读书人以影响“世道人心”，从而通过万千读书人实现以教化为治理的过程，常常是能够行之于治世却对付不了乱世。这一类论述在当日的多见，又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而咸丰一朝因内战而广开捐输，致买得的功名大幅度羼入读书应试而得的功名，随后是身在乱世之中，作为社会群类的士人自身也因之而漫漶莫辨，面目模糊，变得今时不同往日，则俱见中国人以文化维系政治的理想虽然因其古老而见其长久，但在时势造成的顾此失彼之际，却很容易被政治本身所打断。因此理想的延续在实际上常常是断断续续。而与这种起伏相伴随的，是千年之间，由科举制度孵化出来的士人群体穿越于治世和乱世之间，既成为治世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乱世中的一部分，遂不能不使其自身在人世间的有序和人世间的无序映照之下，长久地成为时人和后人审视评说的对象。民国年间瞿兑之曾概而论之曰：“中国自宋以后，是士大夫的政治。士大夫政治可以说误尽苍生。但是没有士大夫呢，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矣。”然后引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清末史事为实例以说明：士大夫政治之下“君主之威虽然无所不极，小人之倾害亦无所不至，终觉士大夫的公论不能轻易抹杀，士大夫的身份不能轻易摧残”。在往来成古今的过程里，“君主之威”和“小人之倾害”常常有，但世间尚存“公论”，则“君主之威”和“小人之倾害”犹不足成天下之大患，而“国本所以不动摇，就靠在此”。(96) 然则抑扬之间，他所说的“误尽苍生”，大半是在隔世之后，借用灌入的现代观念作尺度来评说历史中的人事和政治，以表达其意中的士大夫群体因不合理想而大不完满。而“没有士大夫”更不知“成何世界”，则是由历史本身评说历史，重在抉示传统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里产出的士大夫群体虽然大不完满，却曾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自成一体，比其他社会群类更自觉而且更长久地守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公义，从而曾长久地成为中国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的一方。比较而言，其个人更加言之有味的其实还是后一面。因为后者不仅出自观念构成的是非判断，而且出自历史本身的因果相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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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65 (1)  《礼记·礼运》；《孟子公孙·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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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67 (2)  《日知录》，第599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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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69 (3)  《廿二史札记校正》上册，第102页，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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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71 (4)  《后汉书》第十册，第2724页，中华书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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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73 (5)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册，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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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75 (6)  《周书》第二册，第386页，中华书局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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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77 (7)  《通典》第一册，第417页，中华书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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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79 (8)  《通典》第一册，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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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81 (9)  《全唐文》卷四十六，转引自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第10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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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83 (10)  《旧唐书》第十册，第3430页，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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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85 (11)  《中国考试制度史》，《陈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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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87 (12)  《文苑英华》卷六八九，转引自《中国考试制度史》，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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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89 (13)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二《荐岁上》，转引自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第10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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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91 (14)  《贞观政要》，第93、2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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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93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第336页，中华书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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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95 (16)  《欧阳修全集》第四册，第1716页，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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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97 (17)  《旧唐书》第十册，第3138、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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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99 (18)  《旧唐书》第十三册，第4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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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7001 (19)  《古城返照记》上册，357页，同心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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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7003 (20)  《章太炎演讲集》，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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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7005 (21)  《古城返照记》上册，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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