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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76961 在这个以利禄为起端而最终转化为“泽天下后世”的过程里,原本分散的个体士人因跟着科举走而共聚于名教之中同时又共囿于名教之中;原本分散的个体小农则因跟着士人走而在一个苦乐不等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大体相似的精神同一。于是沈葆桢所说的“国家之所以统天下之智愚贤不肖”(95) 才有了赖以依傍的真实性和行之久远的可能性。因此,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立论,显然是科举制度的大用不在以经义选官,而在以经义造士,与之相对称的,是士人既已化为群体,其大用便不在出仕,而在以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勾连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并助成了和维持着天下众生的“猝不知纳于义理之域”。而后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生活和政治纲纪,便因上下共奉“孔子为圣,程朱为贤”,而得以彼此贯通与相互凝合,由此形成的平衡,遂成为人世间既与个体德性相交融,又与公共伦理相交融的等序和有序。然而沈守之所记叙的从“乾嘉之间”到道咸之际江南社会和风俗的变化,又具体地说明了这种由士人群体作主干而实现的平衡和有序,会在世路起伏里曲折颠簸而与时俱迁,并因此而显出其脚跟之不能常稳。“乾嘉之间”江南犹在承平之中,而自道光到咸丰,则变而为衰世,变而为乱世。因此数十年之间因“乡先生”的前后不同而致地方风俗的前后不同,使人能够明白地看到:阮元所说的经义取士之通过万千读书人以影响“世道人心”,从而通过万千读书人实现以教化为治理的过程,常常是能够行之于治世却对付不了乱世。这一类论述在当日的多见,又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而咸丰一朝因内战而广开捐输,致买得的功名大幅度羼入读书应试而得的功名,随后是身在乱世之中,作为社会群类的士人自身也因之而漫漶莫辨,面目模糊,变得今时不同往日,则俱见中国人以文化维系政治的理想虽然因其古老而见其长久,但在时势造成的顾此失彼之际,却很容易被政治本身所打断。因此理想的延续在实际上常常是断断续续。而与这种起伏相伴随的,是千年之间,由科举制度孵化出来的士人群体穿越于治世和乱世之间,既成为治世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乱世中的一部分,遂不能不使其自身在人世间的有序和人世间的无序映照之下,长久地成为时人和后人审视评说的对象。民国年间瞿兑之曾概而论之曰:“中国自宋以后,是士大夫的政治。士大夫政治可以说误尽苍生。但是没有士大夫呢,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矣。”然后引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清末史事为实例以说明:士大夫政治之下“君主之威虽然无所不极,小人之倾害亦无所不至,终觉士大夫的公论不能轻易抹杀,士大夫的身份不能轻易摧残”。在往来成古今的过程里,“君主之威”和“小人之倾害”常常有,但世间尚存“公论”,则“君主之威”和“小人之倾害”犹不足成天下之大患,而“国本所以不动摇,就靠在此”。(96) 然则抑扬之间,他所说的“误尽苍生”,大半是在隔世之后,借用灌入的现代观念作尺度来评说历史中的人事和政治,以表达其意中的士大夫群体因不合理想而大不完满。而“没有士大夫”更不知“成何世界”,则是由历史本身评说历史,重在抉示传统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里产出的士大夫群体虽然大不完满,却曾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自成一体,比其他社会群类更自觉而且更长久地守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公义,从而曾长久地成为中国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的一方。比较而言,其个人更加言之有味的其实还是后一面。因为后者不仅出自观念构成的是非判断,而且出自历史本身的因果相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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