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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同上书，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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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同上书，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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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下册，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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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研经室集》，《四书文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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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葵园四种》，第20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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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严复集》第一册，第41页，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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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洋务运动》（一），第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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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铢庵文存》，第12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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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东方早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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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群体分裂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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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戊戌变法引入了西方的民权和议院等观念，这些西方思想到了中国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翻译西方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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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戊戌变法讲“独治”、“民治”和“君民共治”的不同，而以后者为理想之所在和宗旨之所在。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出自西方社会的民权、立宪、议院政治一类观念引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和政治现实之中，为后来的历史另开一种路向。然而西方人立议会制度，源头与归宿都在于限制政府和规范政府，其本义应是民主；而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归心于议会制度，则意在“化君民之隔而通上下之情”，其本义是助成政府以力图富强。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地说明了产生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东西与移接过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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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戊戌变法的进程和结局，对中国的士大夫群体分化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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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由于志在“君民共治”，因此戊戌年间倡维新的人物重政制，其意中的变法便是变制。但是他们面对的制度经历了古今两千年和清代两百年之后，已经同人心、利益、习俗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了。所以百日新政期间变法化为接二连三的诏书，最终却因为改革制度而牵动人心、牵动利益、牵动习俗、牵动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朝野之间的新旧之争、庙堂中的满汉之争，以及宫廷里西太后和光绪的母子之争，并引动杀机，演变为断头流血。而后是士大夫群体在新旧之争中急剧地分裂。就近代历史而言，这种士大夫的分裂正是新陈代谢所造成的深刻变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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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中国朝代之间盛衰起灭，但中国人既有的社会结构则能够大体上维持不变。在朝代来往之间，与社会结构相依存的正是一个稳定的士大夫群体，古人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所以明代万历一朝“不郊不庙不朝三十年”，清代同治一朝孤儿寡母看守君权，而天下依然循行于旧轨之中，其间的支撑都来自整个士大夫群体。虽说群体的士大夫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但就精神世界而言，君子和小人都共处于同一种观念和理路之中，从而共处于延续了千年的整体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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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维新变法引入的观念都在这种整体性之外。当它们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之后，这些人便与其他人分了开来。而戊戌年间的思想传播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动员和召聚，原本以个体为存在方式的士人在呼应中汇集，又在汇集中改变了自己。所以，当变法最终被扑杀之后，他们便成了前途失路的人。而后是被维新呼唤出来的期望因重挫而转化为愤怒和亢激，并沿着历史旧迹一路寻根究底，由眼前的痛楚追溯二百五十年之前的痛楚，促成了其间之强毅者由变制走向了反满。而当士人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动荡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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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新旧消长，中西消长，理势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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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晚清教案此起彼伏，潮涨潮落，为何独独义和团运动在华北翻天覆地而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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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与戊戌变法相差不过几年，但戊戌变法是开新的士大夫对逼来的外患做出的回应，义和团的一时群起则是下层民众对逼来的外患做出回应，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变革为回应，后者以排拒为回应。由于下层民众以群起一哄为来路，其义愤中内含的历史理由和他们因蒙昧而缺乏理性都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两方面而言，义和团与此前绵延不绝的教案其实都相去不远。但就朝局而言，则庚子年已是今时不同往昔。戊戌年间开新的一方曾借助于皇帝的诏书而达到了高高的巅峰，又因西太后的反手一掌而被打落下来，一时俱溃。之后，是自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新旧论争的各是其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庙堂里守旧一方的独尊独大。与之相关联的，则是西太后因为恶康梁而恶光绪，西人却因为佑变法而佑光绪，遂使西太后不能不因恶康梁恶光绪而恶西人。由此舛错相结，使帝王的家事与国事相缠绕，又使新旧之争与中西颉颃相缠绕。于是以激烈排外表达愤怒的义和团虽起于下层社会，而居朝局之重心的守旧一方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恶西人的太后也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而后是义和团席卷华北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势。但义愤与蒙昧相因依，则声势浩大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当八国联军用快枪火炮一路屠戮一路西进之际，蒙昧便成了一触即破的东西。于是，曾经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的拳民，又在短时间内向四面八方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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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政局和社会思潮等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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