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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政局和社会思潮等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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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当八国联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之后，便着力“惩办祸首”。随之是守旧一方的大佬和要人都被圈入范围之内，又在督视之下一个一个地被赐死、囚禁、流放、革职。他们消失后，是守旧一派在庙堂中的全盘崩溃。作为对比，则是因东南互保而“功在社稷”的南方督抚及其周围的群体应时而起，成了主导的一方。论其渊源，这些人大半都在开新和取新的一面。于是在戊戌变法失败致朝局一变之后，庚子与辛丑之交朝局又一变。前者造成的是守旧的一边倒，后者造成的是开新的一边倒。与朝局中的这种新旧消长同时发生的，则是曾经激烈排外的北京城变为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城之日，社会心理的急变和剧变。在时人的记述里，既有朝官牛酒犒劳八国联军的场面，也有京城住户挂顺民旗的场面，还有昔日的义和团大师兄此日为联军作向导的场面。在这些场面里，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民族心理防线的崩溃，以及人心中的中西之比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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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朝局中的新旧消长和人心中的中西消长提供了学理和公理的，则是庚子与辛丑之后磅礴传播的天演进化之说。在19世纪的六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民族战争，但战争流血议和流泪，每一次战败之后，中国人犹自身处穷境而苦苦撑持于以理抗势之中。理与势相抗，本义是善恶是非与强弱利害相抗。然则弱势的中国人不甘心雌伏，全在于弱势的中国人据有理和相信理。但天演进化之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统括公理之词，讲的都是强弱利害，而后是强弱利害淹没了善恶是非。因此，在六十年中西颉颃之后，接受了天演进化之说的中国人已无可依傍，并因之不得不向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认归。中国人从天演进化之说里获得了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以及青年崇拜意识，然而以儒学为核心的那种原本坚守善恶之分的文化则在天演进化的冲击下开始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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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生于20世纪初年的朝局变、人心变和学理变，为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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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清末十年新政：效仿西法和社会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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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清末十年新政是如何被推动的？又带来了哪些政治和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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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庚子事变由排外开始，以《辛丑条约》了结，留给中国的是一个残破之局。身当残破之局而朝局变、人心变、学理变，遂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而后是收拾残破之局，遂不得不变法。当日南方督抚远看华北动荡起伏于烟尘滚滚之中，在守旧一方全盘崩溃之后，以江楚会奏为名目接连作三折，包融了数十年来洋务变法和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后来被称作十年新政的历史过程，正是以这种疆吏调教朝廷为起点的。迨日俄战争之后，国人以立宪和专制为日俄之间的胜负说因果，又促成了1906年朝廷下诏预备立宪。其除旧布新的视野和腕力，显然已远过于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江楚会奏三折和诏书预备立宪都是以除旧布新为收拾残局，因此，六十年中西交冲和节节变迁之后，作为一场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里牵汇万端，其间所曾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西人述中国史，称之为晚清七十年里最有活力的时代。然而除旧布新又是一种搅动和震动，变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又成为搅动的深度和广度。这个过程改变了官制，改变了地方社会，改变了朝廷与疆吏的关系，改变了读书人与君权的关系，改变了绅士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改变了财政，改变了兵制，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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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变动的背后，都系连着群类的得失和个体的得失，从而每一种变动都在不断地产生紧张，产生分歧，产生对立，产生冲突。因此，对于身历其间的一代人来说，变法的过程实际上已非常具体地成了利益的分解和重组，以及人群的分解和重组。而当旧日秩序中各安其分的各色人等在变法的动荡中结为一个一个利益群体之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和清代以来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结构便已脱榫。随后群体之间的彼此踢打，则使已经脱榫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解体。武昌起义之能够引发土崩瓦解，其深度的原因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壬子之交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倒塌，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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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能否具体谈一谈新政是如何造成了社会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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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十年新政仿效西法，尤其仿效日本，然而新政变法翻出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老问题。而后新法引入老问题，常常派生出更多的问题。其间尤能引人注目的，是促成了变法的督抚又为变法所困。清代本以君权独尊为成规，但在太平天国引发的多年内战里，朝廷为兵事所扼，调度天下已处处捉襟见肘，随后形成的地方各自为战，同时又使国家权力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地方去了。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下移的国家权力已经同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的治理编连为一体。而自朝廷看去，则内轻外重，终究是难以久忍的心头之患，因此筹备立宪之日，便以效法日本实行中央集权为理由，向地方收回权力。收回权力便是收回利益，同时使地方的治理不得不章法大变。因此总督巡抚纷纷然起而抗争，并在这种抗争中与朝廷渐行渐远。至辛亥前一年民间的国会请愿运动化为滔滔大波，已使朝廷束手无策，而南北疆吏则以各自电奏和“联电”合奏的方式公开声援国会请愿运动。疆吏以此为难朝廷，正反照了疆吏同朝廷的疏离程度。以清代两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作比较，不能不算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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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疆吏疏离朝廷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绅士也在聚合中汇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清初的绅士曾被着力压抑，之后又因筹饷练兵为地方官所借重，而在内战中被扶植起来，并得以自我伸张。时至预备立宪，积数十年伸张之后的绅权遂自为一体，借“地方自治”为学理和声势，在咨议局里同督抚相抗，在资政院里同朝廷相抗。然后是原本附着于地方社会，并因之而以分散为常态的绅界权力便成了一种集中的东西和咄咄进取的东西。对于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而言，这种逸出了秩序的抗争和进取无疑都是冲击和摧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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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上层往下看，同一个时间里多见的是此起彼落于四面八方的民变。新政变法，许多东西都在改变民间的生活轨道和生活状态。而其中最难顺受，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下层社会群起抵拒的则是官家的敛聚。清代本以轻赋立国为祖宗家法，比之前代，民间的负担不能算重。但在《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量赔款之后，新政的更张，又每走一步都须用银子铺路。由此汇合而成的大笔支出和不断的支出，最终都不能不化为征之于穷民的捐税。一则记载曾列举地方各立捐税的种种名目，累积而计之已达六十多种之多。而后是苛敛不能不促成穷民抗官的屡仆屡起和绵绵不绝。时论谓之“道失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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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聚导致民散，与之相比较而言，因废止科举而导致的士散恐怕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为乡里提供了维系地方社会的搢绅；为边地提供了联结中原的文化；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因此，新政废科举，其直接的后果是截断了读书人与君权之间用名器相绾接的联系，使官僚制度丧失了以知识为标准择取官僚的来源，士人遂一变而为断梗飘萍。其长远的后果则是作为群体的士大夫泯灭而不可再生。后来的学堂也产出知识人，但就本义而言，他们已不再是士大夫了。与之相类同的，是废科举之后还有改官制。由此形成的新衙门与旧衙门之间的此盛彼衰，往往演为新人物与旧人物之间的一方淘汰另一方。以除旧布新为尺度，这种新旧之间的淘汰自是优胜劣败，然而局中人用德性作尺度，所看到的则大半是善不能胜恶的逆淘汰。因此武昌起义之后天下土崩瓦解，而职官中以身殉朝廷的人很少。其原因之一便是纲纪和臣节都在十年新政中被淘汰掉了。显然，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间的种种结果都不在朝廷的预想之内。而由果探因，十年新政成为一个最富活力的时代和一个社会分解的时代，无疑都同新政开始之日朝局中的新旧消长，人心中的中西消长和天演进化之说下的理势消长息息相关。由此造成的“无一人敢自命守旧”，同时又在使开新一方的漫无边际流为没有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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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既然十年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那么主持变革的朝廷是如何面对这种社会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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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共和：知与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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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您刚才谈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那么辛亥革命后民初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又该如何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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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当君权在分解中丧失权威的时候，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革命一派和立宪一派虽然可以在地方社会的兴风作浪中走得很近，但两者之间以文字龂龂相争于报章，则明示其彼此之间的不能同调。以源头而论，他们都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士人群体的分裂有着一种历史勾连，但士人群体一旦分裂，则又会不断地分裂。与立宪之有限度地反朝廷相比，革命志在全盘反朝廷。然而全盘反朝廷的革命一派里，一群与另一群也多在不相统属的各是其是之中。兴中会多华侨、商人、基督徒，其来路大半在边沿和海外，就文化而论，已属别具一格。华兴会大半出自两湖的学堂，以思想和精神而言，与戊戌年间维新的失路和庚子年间自立军的挫败都有历史渊源。光复会起于长江下游，其间主事的人物往往更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虽说三者汇流于同盟会，但这种在群情激昂和大而化之中形成合作并不足以抹平三者之间的参差不齐。之后，是共奉反满为宗旨的众多志士又多半各不相谋，前仆后继于人自为群和群自为战的慷慨一击之中。这个过程用暴力展现的革命声势，是与革命本身的分散和无序相表里的。于是革命声势的一路铺展，同时又会是派生的团体和仿立的团体越来越多。团体之间不断呼应，但呼应并不能构成有组织的统摄和归属。因此武昌起义之后，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是在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的独立中实现的。独立以一种断截的方式脱离了朝廷，但就一统的中国而言，这种纷纷独立则无异于一种纹裂。而且省独立，同一个省份里的府和县也独立。显然，纹裂一经出现，便会在延伸中加深。若以上海光复之日，同属党人的两个群体各拥兵戈而不肯两立的事实作衬映，显然是这种纹裂一经产生，便成了革命大义也填不平的东西了。而辛亥壬子之际，这一类事多见于南北中国，则又说明了一场缺乏统摄和归属的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的这种千古嬗蜕，已使革命之后重建国体与重建统一不能不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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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严复从北京南下汉口，“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并与“诸革党”二三十人会面深谈。据其当日归纳，党人的主张是：一，君主立宪，“固亦可商，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二，若以民主共和立国，“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显见得彼时多数党人全副精神之所注的全是袁世凯这个人，而国体则犹可游移并犹在游移之中。但当来自各省的代表由武昌迁到南京之后，这种曾经有过的两头游移便变成了以共和为唯一归宿。然则以各省代表曾经有过的游移作反照，来对比各省代表拟定的共和，可以看到的正是时势催逼下的一种仓促。而与这种仓促相表里的，则是为中国拟定了共和的这群先行者和先觉者，其本身的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大半都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以熟识共和和真知共和。因此民国初年宋教仁以政坛健者为天下注目，而私下里则坦白承认，他用来“以时考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是章士钊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辑，就学理而言，显然不能算是非常充足。在彼时的党人中，他是最富宪政意识的政治家，由此比类，则等而下之者应当还会更多。这种矛盾写照了民国初年政治中知和行之间的困境，与之相对称的，是中国人既面对着共和的声光，又面对着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和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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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如何看待袁世凯在民初政局中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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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今日论史，已久归袁世凯于窃国之奸雄一类。然而民国初年的时论犹以为辛亥之秋“若非项城袁氏主持于上，冯、段二氏主持于下，则清室退位之诏，不能遽下，而汉阳之役，民军已溃败四窜，各省且相率而解体矣，胜负未可即定，雌雄差难遽决”。故“共和之成，袁与段、冯，功不在黎、孙、黄之下也”。以此而论，黎、孙、黄缔造了共和，袁、段、冯也缔造了共和。若细说其间的情节，则时当“天下匈匈”之日，袁世凯周围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过劝进之议，即使是后来反对洪宪帝制的张一麐，此日也主张袁世凯做皇帝，以期“民有所归”。而袁世凯不受劝进，虽未必出于全心信仰共和，但其处鼎革之际犹能以共和分顺逆则是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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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体代谢之日，袁世凯又是带着他在晚清获得和拥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急步走入民国的。用张謇的话来说，便是“揽天下重兵”而“肩天下重任”。前者说的是军队，后者说的是权力。就两者合于一身而言，斯时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在旧日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之日，这种与“重兵”相因依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重建秩序，因此外国人倚重袁世凯，企盼干戈止息咸与维新的中国人也倚重袁世凯，章太炎谓之“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尔”。但以共和政治立论，则袁世凯由晚清的强人变为民国的强人，其独有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都是需要制束衔勒的东西和必须制束衔勒的东西。党人尤其以此为自觉意识和群体意识，而后是民国初年的政治，便非常容易地演化为代表约法的国会与代表政府的袁世凯之间的对抗。目睹过对抗的那代人后来说：“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时，南部诸省均在民党掌握。”而“国会开会，其中议员半属民党分子，遂依仗南方诸督势力，频向袁氏挑拨恶感。”显见得在这种以国会对付袁世凯的争斗里，党人自始便是主动的一方和进取的一方。虽说他们始终标张约法，但代议政治而以一人为对手并以一人为转移，则其立意便已不能全合宪政的本义。而时当袁世凯以总统职分作国家元首之日，袁世凯之一身其实已经与统一和分治，中央和地方，国权和民权，有序和无序深相关联而难以切割。因此党人“频向袁氏挑拨恶感”，在外观上已不能不成为党人逆反统一、逆反中央、逆反国权、逆反秩序，以彼时中国的情状而论，最终是逆反了多数人的情理，以至于当日章太炎比议员为“民贼”。因此，当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因宋案而激化，走向“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以后，“揽天下重兵”的袁世凯遂放出虎狼之师以辣手重造乾坤，在极短的时间里既荡平了“南方诸督”，又摧折国会而压平了议员的喧哗。若以无国会则无宪政作衡量，这个过程显然是既重挫了党人，也重挫了共和。然而世人惯见“挑拨恶感”而厌之已久，多漠漠然视之。梁启超事后评论，且以“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为“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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