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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杨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此番话的,是对自己自视过高,还是对天下士子过于失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广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魏晋文人的孤傲孑然。他将文人的自由与帝王的刚霸融于一体,权力的游龙剑由此锻造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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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身上有着难以根除的诗人气质,正因为如此,他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性充满了浮华糜烂的气息。诗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着近乎疯狂的完美追求。他登基之前,十年江都总管的任职履历让他对南方有着别样的情怀,或许是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原乡。等到他将那套象征权力的龙袍披挂在身,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就迫不及待地裹挟着权力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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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诗人与政治家是两种分工不同的职业,那么杨广更接近于一个完美的诗人;如果说,时势造就了他,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他,最后还是成为从龙椅上出走的诗人。说得好听一点儿,他的出走,是以诗人的方式在这块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杨广是个喜欢折腾的主,而且这种折腾,完全遵从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不管不顾搏命似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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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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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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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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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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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营建东都、凿通运河、修筑长城、开凿驰道,他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折腾,每一项投入都不惜血本,倾全国之力。他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张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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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像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应该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都在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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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竖起一道坚硬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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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希望能够通过征伐高丽,使他的权力在秦汉版图的基础上得以延伸,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超越秦皇汉武,成就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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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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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杨广是冲动的,而冲动是要人命的魔鬼。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中写道:征服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所以只要能够成功,总能得到人们的称颂而非指责。但若力不能及而又执意前行,很可能会铸成大错而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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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攻伐高丽不过是一时偶然的冲动,很多年后,他在一首写给宫女的情诗里说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个偶然的冲动发端于大业三年(607年)的春天,杨广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大臣裴矩在旁边进言,高丽本来就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期皆为中华帝国所辖郡县。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如今,我大隋已统一四方,创下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在境外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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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对杨广来说,无疑是一团燃烧的火焰。他命令高丽使者转告他们的国王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巡游是幌子,踏平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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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谓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无数的偶然连成的一条线。高丽王闻报惊恐不已,可还是不敢到杨广面前报到。这为杨广征讨高丽落下口实,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更何况国内矛盾重重,战争或许可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总结的“以战养战”理论,可是战争在执政者看来从来都是关系到帝国利益的一场博弈。战争可以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以此压倒其他的价值观念,统一国民意志;战争还可以促进就业,老百姓是要吃饭的;战争还可以减少人口,这样人均资源就会相应提高,底层民众就多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战争胜利可以掠夺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使得统治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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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没有帝王会打赔本的战争。战争的收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发动战争之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就是赔本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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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军队的总司令,杨广号令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要于大业四年(608年)春天集中于涿郡,他要用武力征服中华帝国在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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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在外交上采用的还是较为开放的大国策略,实行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要定期朝贡,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如果有哪个国家不愿意臣服,帝国通常会采用战争手段将其强制性地降服。如果有国家敢于侵犯另一个国家,隋朝也会为了维护朝贡体制出手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当然,如果各国都能够臣服,隋朝也同样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回报。在这种大国外交理念下,隋王朝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宏局面。杨广在友邦邻国面前过度地放大了这种四海臣服的局面,造成国力、人力与物力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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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朝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还是相当到位的,杨广下令修筑从陕西榆林到北京的驰道,这条驰道长达三千里。此外又打通了两条以涿郡蓟城(今北京附近)为交汇点的陆路干道:一条自南向北,一条由东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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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接着又发动河北百万军队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这是南北大运河中最长,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段,“长三千里,广百步”。隋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了专供皇帝巡游的御道,沿岸还种上杨柳树作为景观树。沿运河各大码头建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同时在蓟城建造了临朔宫。《北史》中有着明确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杨广以涿郡(今北京)作为讨伐高丽的基地,驰道与永济渠作为水陆两条军需供应线。大运河最为重要的永济渠,从洛口到涿郡的一段,也成为杨广征伐高丽的战时专用通道。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通过这条通道实现北运,临朔宫也由此成为征伐高丽的战前临时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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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帝国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虽然用军事力量将这三部分强行捆绑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内部的裂痕还是无法抹平的。要将这三部分真正焊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靠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将其串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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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八年(612年),全国应征的军队全部抵达涿郡。对高丽用兵是隋王朝发动的一场全民动员的战争。杨广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举全国之力,倾全国之兵来打这场带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当然也有人站在杨广的立场上看待这场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的侵略战争。因为战争的理由给得很蹩脚,高丽是不服管教的附属国,战争只能算是帝国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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