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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东都的杨广问身边的大臣，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临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近江淮有渔盐之利，西接渑淆有关河之胜。如此上佳之所，为何没有君王在此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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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右仆射苏威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这句话是在赤裸裸地拍皇帝的马屁，古往今来的那些帝王不是不知道洛阳是龙门宝地，他们之所以没有在此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天只能将建都的机会留给你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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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隋王朝的旗帜下，南北财货争奇斗胜，八方衣冠尽显风流。杨广登基之初，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帝国的命运走向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有任何的假设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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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性格深处有着古今文人的通病，那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自视甚高。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的竞赛，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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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杨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此番话的，是对自己自视过高，还是对天下士子过于失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广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魏晋文人的孤傲孑然。他将文人的自由与帝王的刚霸融于一体，权力的游龙剑由此锻造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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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身上有着难以根除的诗人气质，正因为如此，他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性充满了浮华糜烂的气息。诗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着近乎疯狂的完美追求。他登基之前，十年江都总管的任职履历让他对南方有着别样的情怀，或许是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原乡。等到他将那套象征权力的龙袍披挂在身，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就迫不及待地裹挟着权力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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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诗人与政治家是两种分工不同的职业，那么杨广更接近于一个完美的诗人；如果说，时势造就了他，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他，最后还是成为从龙椅上出走的诗人。说得好听一点儿，他的出走，是以诗人的方式在这块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杨广是个喜欢折腾的主，而且这种折腾，完全遵从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不管不顾搏命似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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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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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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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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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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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营建东都、凿通运河、修筑长城、开凿驰道，他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折腾，每一项投入都不惜血本，倾全国之力。他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张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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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像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应该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都在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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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竖起一道坚硬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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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希望能够通过征伐高丽，使他的权力在秦汉版图的基础上得以延伸，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超越秦皇汉武，成就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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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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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杨广是冲动的，而冲动是要人命的魔鬼。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中写道：征服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所以只要能够成功，总能得到人们的称颂而非指责。但若力不能及而又执意前行，很可能会铸成大错而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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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攻伐高丽不过是一时偶然的冲动，很多年后，他在一首写给宫女的情诗里说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个偶然的冲动发端于大业三年（607年）的春天，杨广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大臣裴矩在旁边进言，高丽本来就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期皆为中华帝国所辖郡县。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如今，我大隋已统一四方，创下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在境外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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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对杨广来说，无疑是一团燃烧的火焰。他命令高丽使者转告他们的国王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巡游是幌子，踏平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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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谓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无数的偶然连成的一条线。高丽王闻报惊恐不已，可还是不敢到杨广面前报到。这为杨广征讨高丽落下口实，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更何况国内矛盾重重，战争或许可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总结的“以战养战”理论，可是战争在执政者看来从来都是关系到帝国利益的一场博弈。战争可以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以此压倒其他的价值观念，统一国民意志；战争还可以促进就业，老百姓是要吃饭的；战争还可以减少人口，这样人均资源就会相应提高，底层民众就多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战争胜利可以掠夺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使得统治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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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没有帝王会打赔本的战争。战争的收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发动战争之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就是赔本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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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军队的总司令，杨广号令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要于大业四年（608年）春天集中于涿郡，他要用武力征服中华帝国在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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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在外交上采用的还是较为开放的大国策略，实行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要定期朝贡，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如果有哪个国家不愿意臣服，帝国通常会采用战争手段将其强制性地降服。如果有国家敢于侵犯另一个国家，隋朝也会为了维护朝贡体制出手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当然，如果各国都能够臣服，隋朝也同样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回报。在这种大国外交理念下，隋王朝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宏局面。杨广在友邦邻国面前过度地放大了这种四海臣服的局面，造成国力、人力与物力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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