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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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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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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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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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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营建东都、凿通运河、修筑长城、开凿驰道，他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折腾，每一项投入都不惜血本，倾全国之力。他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张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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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像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应该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都在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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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竖起一道坚硬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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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希望能够通过征伐高丽，使他的权力在秦汉版图的基础上得以延伸，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超越秦皇汉武，成就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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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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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杨广是冲动的，而冲动是要人命的魔鬼。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中写道：征服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所以只要能够成功，总能得到人们的称颂而非指责。但若力不能及而又执意前行，很可能会铸成大错而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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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攻伐高丽不过是一时偶然的冲动，很多年后，他在一首写给宫女的情诗里说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个偶然的冲动发端于大业三年（607年）的春天，杨广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大臣裴矩在旁边进言，高丽本来就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期皆为中华帝国所辖郡县。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如今，我大隋已统一四方，创下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在境外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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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对杨广来说，无疑是一团燃烧的火焰。他命令高丽使者转告他们的国王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巡游是幌子，踏平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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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谓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无数的偶然连成的一条线。高丽王闻报惊恐不已，可还是不敢到杨广面前报到。这为杨广征讨高丽落下口实，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更何况国内矛盾重重，战争或许可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总结的“以战养战”理论，可是战争在执政者看来从来都是关系到帝国利益的一场博弈。战争可以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以此压倒其他的价值观念，统一国民意志；战争还可以促进就业，老百姓是要吃饭的；战争还可以减少人口，这样人均资源就会相应提高，底层民众就多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战争胜利可以掠夺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使得统治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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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没有帝王会打赔本的战争。战争的收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发动战争之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就是赔本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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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军队的总司令，杨广号令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要于大业四年（608年）春天集中于涿郡，他要用武力征服中华帝国在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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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在外交上采用的还是较为开放的大国策略，实行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要定期朝贡，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如果有哪个国家不愿意臣服，帝国通常会采用战争手段将其强制性地降服。如果有国家敢于侵犯另一个国家，隋朝也会为了维护朝贡体制出手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当然，如果各国都能够臣服，隋朝也同样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回报。在这种大国外交理念下，隋王朝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宏局面。杨广在友邦邻国面前过度地放大了这种四海臣服的局面，造成国力、人力与物力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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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朝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还是相当到位的，杨广下令修筑从陕西榆林到北京的驰道，这条驰道长达三千里。此外又打通了两条以涿郡蓟城（今北京附近）为交汇点的陆路干道：一条自南向北，一条由东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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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接着又发动河北百万军队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这是南北大运河中最长，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段，“长三千里，广百步”。隋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了专供皇帝巡游的御道，沿岸还种上杨柳树作为景观树。沿运河各大码头建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同时在蓟城建造了临朔宫。《北史》中有着明确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杨广以涿郡（今北京）作为讨伐高丽的基地，驰道与永济渠作为水陆两条军需供应线。大运河最为重要的永济渠，从洛口到涿郡的一段，也成为杨广征伐高丽的战时专用通道。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通过这条通道实现北运，临朔宫也由此成为征伐高丽的战前临时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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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帝国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虽然用军事力量将这三部分强行捆绑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内部的裂痕还是无法抹平的。要将这三部分真正焊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靠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将其串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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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八年（612年），全国应征的军队全部抵达涿郡。对高丽用兵是隋王朝发动的一场全民动员的战争。杨广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举全国之力，倾全国之兵来打这场带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当然也有人站在杨广的立场上看待这场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的侵略战争。因为战争的理由给得很蹩脚，高丽是不服管教的附属国，战争只能算是帝国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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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六七世纪的高丽不能算是一个地区性的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与中华帝国争霸的潜力，而这种潜力有可能随时爆发为战争对抗的实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际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地级市大，人口更是少得可怜。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部落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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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和地域所限，高丽这个民族的生存特质有着巨大的柔韧性，国民意识里潜藏着强烈的生存危机。长期被殖民、被侵略、被分裂的历史和尚未摆脱依附强国的现实，使高丽这样的附属小国不得不学会在大国与强国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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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国与强国而言，扩张是战略方向；而对于小国与弱国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可是对于生存来说，做大做强才是其根本所在。杨广当然有自信的理由，那些自信者习惯于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他接手了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大好河山，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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