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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和地域所限，高丽这个民族的生存特质有着巨大的柔韧性，国民意识里潜藏着强烈的生存危机。长期被殖民、被侵略、被分裂的历史和尚未摆脱依附强国的现实，使高丽这样的附属小国不得不学会在大国与强国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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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国与强国而言，扩张是战略方向；而对于小国与弱国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可是对于生存来说，做大做强才是其根本所在。杨广当然有自信的理由，那些自信者习惯于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他接手了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大好河山，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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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与强国面前，有野心的小国与弱国通常采取的是一种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隐形发展策略。虽然高丽偏安于帝国一隅，但是从来就没有放弃扩张实力的机会。如果中原王朝出现分裂和战乱，他们就会乘机蚕食土地，增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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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百年的不懈努力，到了6世纪，高丽已经一口一口吃掉了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华帝国相望。同时还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急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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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广的百万大军面前，高丽能够动用的军力已经达到二十万左右。一个能够调动二十万军队的国家，应该不算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小国。7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这时候高丽的国家人口应该在四五百万，而常备军应在五十万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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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高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隋朝帝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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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统一指挥权由杨广本人持有，帝国的军队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史书记载，在这三次征伐中，杨广都是御驾亲征，每次动用的军力都超过百万。百万大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绵延千里，是一道何其壮观的景象，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嗅到古道上飞扬的历史烟尘里，弥漫着帝国权力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狂热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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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统治者一味地信奉“激进主义”，那么就会将自己的帝国带进一条权力运转的死胡同。在我们这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激进主义”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它随时会光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对于历史，中国人早就习惯于用假设来推理真相，“如果……就……”的思维逻辑就像是一团火焰，吞噬一切与理性有关的政治情感。感性的杨广捧着他那平平仄仄的诗行，与荒唐的政治和权力相逢于7世纪。就像是双双对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以为只要相信激情燃烧的情感就可以缔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新世界，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灌注就可以梦想成真，抵达彼岸。激情有余，狂热过头，一直是拖累中国政治，使它无法摆脱中古式“伦理政治”的罪魁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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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并不缺乏会写诗的皇帝，乾隆一个人就写了四万多首，几乎可以抵得上《全唐诗》的诗歌总量。可那蔚为大观的四万多首里能够称之为诗的少之又少，量变没有带来质变的帝王诗，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个帝王附庸风雅的心态。杨广与其他帝王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蓝图上。读他的诗，其间并不缺乏“理性”的光泽。在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应该成为整个中原大地的主旋律。中国人是最有命运感的民族之一，他们什么事都习惯于听从权威。皇帝是天命所归的天然权威者，他的指挥棒决定着天下人的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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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自视过高，而陷入逆境之时又往往会自暴自弃，甚至产生心理扭曲。杨玄感造反，斛斯政与其通谋，事情败露后逃至高丽。杨广三次征讨高丽，高丽最后将斛斯政献出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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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这一天，杨广诏令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部到场，并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先是一批人持箭对着叛将斛斯政一通狂射，接着一批人持刀一阵猛砍，直到将斛斯政剁成一堆肉泥。杨广还不解恨，又下令：“烹其肉，使百官啖之。”吃完肉，又“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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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态人格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所具有的，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精神弱者的病症。如同一个嗑了致幻药的人，所有的疯狂都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恐惧与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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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抵达了一个盛世的巅峰。我们习惯了将唐朝视为盛世的标志性朝代，殊不知，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丝毫不逊色。二十七年后，有一个叫马周的侍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当时已是贞观十一年（637年），仍有人享受着前朝的改革成果，沐浴着前朝的恩泽，可见杨广当时创下了怎样一番盛世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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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杨广并没有安于现状。到处旌旗招展，人喧马嘶，政治带给他的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现实的世界是一幅奔腾的盛世景象，他的文字无法企及。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忠臣良佐们，他们透过连篇累牍的奏折反复提醒着他，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干柴遇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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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杨广身边的忠臣已经越来越少，偌大的朝堂之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明哲保身者，装聋作哑；心有异志者，等待机会；随波逐流者，骑墙观望。总之，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这个帝国官僚集团中的主流。当然这也是隋炀帝最愿意看到的，他曾经当着官员的面放过狠话：“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别人给我提意见，如果你们想通过给我提意见来博取名利，只会落得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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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从继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此时的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又投入百余万人；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人以上。有人做过估算，从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工程，动用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当时全国人口也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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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的民工，大部分都倒在了工地上，无命归故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修长城，“死者十五六”；挖运河，“死尸满野”，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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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杨广让整个帝国陷入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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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无年不有。而中国官僚体系运行成本也是当时一笔昂贵的开销，再加上官贪吏残，使得帝国的权力集团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用刀头舔血之类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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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黔首百姓的生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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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杨广看来，不过是正常年份里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小股军队的轻轻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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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杨广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一个已经身居高位的官员，一天到晚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他尤其不能容忍，当场就会将其杀了。如果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他谏言，他或许还会稍微地宽待，但是他终究不会让这样的人好端端地立于世间，早晚也还是会找机会将对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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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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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有一首现代诗《杨广本纪》，里面有这样一段：“诗人注定不会成为最称职的帝王/即便有了鞠躬尽瘁的心情/诗人就是诗人/要不个性懦弱的文人/或者热血沸腾的疯子。”综观杨广的一生，这段话为他做了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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