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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抵达了一个盛世的巅峰。我们习惯了将唐朝视为盛世的标志性朝代，殊不知，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丝毫不逊色。二十七年后，有一个叫马周的侍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当时已是贞观十一年（637年），仍有人享受着前朝的改革成果，沐浴着前朝的恩泽，可见杨广当时创下了怎样一番盛世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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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杨广并没有安于现状。到处旌旗招展，人喧马嘶，政治带给他的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现实的世界是一幅奔腾的盛世景象，他的文字无法企及。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忠臣良佐们，他们透过连篇累牍的奏折反复提醒着他，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干柴遇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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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杨广身边的忠臣已经越来越少，偌大的朝堂之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明哲保身者，装聋作哑；心有异志者，等待机会；随波逐流者，骑墙观望。总之，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这个帝国官僚集团中的主流。当然这也是隋炀帝最愿意看到的，他曾经当着官员的面放过狠话：“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别人给我提意见，如果你们想通过给我提意见来博取名利，只会落得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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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从继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此时的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又投入百余万人；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人以上。有人做过估算，从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工程，动用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当时全国人口也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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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的民工，大部分都倒在了工地上，无命归故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修长城，“死者十五六”；挖运河，“死尸满野”，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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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杨广让整个帝国陷入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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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无年不有。而中国官僚体系运行成本也是当时一笔昂贵的开销，再加上官贪吏残，使得帝国的权力集团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用刀头舔血之类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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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黔首百姓的生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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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杨广看来，不过是正常年份里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小股军队的轻轻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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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杨广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一个已经身居高位的官员，一天到晚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他尤其不能容忍，当场就会将其杀了。如果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他谏言，他或许还会稍微地宽待，但是他终究不会让这样的人好端端地立于世间，早晚也还是会找机会将对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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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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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有一首现代诗《杨广本纪》，里面有这样一段：“诗人注定不会成为最称职的帝王/即便有了鞠躬尽瘁的心情/诗人就是诗人/要不个性懦弱的文人/或者热血沸腾的疯子。”综观杨广的一生，这段话为他做了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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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3.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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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元年（605年）一月三日，杨广在大臣们的注视下，威仪地走向皇帝宝座。官员们行礼如仪，匍匐在他的脚下，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拥有无边的法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种法力的控制。那一刻的杨广回头看了看，满朝文武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细微动作。他总觉得身后有两双眼睛在无时无刻地盯着自己，一个是先皇隋文帝杨坚，一个是他的母后独孤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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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杨广习惯了活成他们所期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他的伪装，但也常常令他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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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得到王位，杨广将真实的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贵为帝王和王后的父母面前，他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百无禁忌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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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那里曾经是老子的炼丹之所。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于重重关山后面，那是先皇留给他的遗产，那里虽然有雕栏玉砌的宫殿和如花美眷，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又将目光望向了东方，如果说长安是先皇的荣耀之地，那么洛阳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新生之地。从长安到洛阳，就像是上天在指引他去完成一场更大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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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一个新鲜而刺激的词汇，想想都让他觉得莫名的兴奋。平心而论，杨广所开创的那些事业，只要拿出其中两件就可以将他送进伟大帝王的名人堂。比如说科举考试，比如说大运河。之所以没能进入，是因为他太接近于一个离地三尺装神仙的狂傲诗人。才华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总是与理性相悖，如果才华始终转化不了才能，越投入就越疯狂。一个国家奢华浪费不说，穷兵黩武不说，没完没了的劳役也不说，农民被帝国无条件征用，他们被迫从土地上出走，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这样被逼入生死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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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从而打响了帝国官员反对杨广的第一枪。他是杨广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一个帝国的二品官员起兵造反，它的伤害值并不仅限于城池的失守和军队折损。对于帝国权力集团而言，它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使隋王朝的政治体系分崩离析。杨玄感起兵有家族仇恨的因素，其父杨素的死与杨广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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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玄感与李渊一样，不仅是隋王朝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他本人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负责督运军需。也就是说，在那些叛军的领导层中，杨玄感算是杨隋帝国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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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九年（613年）春天，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了数起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极度不满，纠集军队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的口号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也就是说他要解天下生民于水深火热。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者在动兵之前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口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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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玄感是贵族子弟，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像农民起义那样，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王室贵族起义一般打着“清君侧”或者与政治改革有关的口号，这样才能让旧的体制从内部瓦解。杨玄感在这时候举兵，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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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玄感起兵反隋，带来的影响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杨玄感起兵在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导致了大分裂。杨玄感起兵与隋炀帝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业年间，帝国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在权力结构内的影响力，将帝国权力重新洗牌。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杨广的改革体系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杨玄感为代表的一批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特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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