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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上百支起义军投身于帝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而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那就是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口号。新体制的萌芽往往建立在反对繁重徭役的基础上，当新体制变为旧体制时，繁重的徭役又会成为压弯旧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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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起兵造反的是长白山地区（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的王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的军歌《无向辽东浪死歌》里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杨广到高丽打仗，拿他们这些贫民当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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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瓦岗军在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由此可见，在反隋的队伍里，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隋书》中记载：“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实隋王朝的国库并不空虚，穷到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系的还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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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必然会导致官僚资本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大业六年元宵节，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大设戏台，大演百戏。全国各地进京会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的拿手绝活儿，敲锣打鼓地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演艺人员有五万多名乐工，这些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通宵达旦，足足闹腾了将近一个月。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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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又将物质文明显摆了一番。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上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根本没人问你要酒钱。胡人们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去柜台结账，老板们笑脸相迎道：“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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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酒的胡人，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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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一生可以说都沉湎于活给别人看的虚幻世界里，史料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在隋文帝面前伪装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遭遇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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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揭竿而起的反叛力量并没有统一在一面旗帜下，投身其中的叛乱者就像一个个走到了世纪末的疯狂赌徒，手中有枪有人有地盘就会找机会称王称霸。然后又找机会消灭邻近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谁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并做好政治分化工作，谁就能占据优势，从而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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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叛乱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方边境的李轨、薛举、刘武周等部，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后来的李渊等部，江西一带的肖铣等部，江淮之间的杜伏威、李子通、宇文化及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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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隋末的叛乱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出身，虽然这些队伍的基本构成以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主，但是从叛军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其中不乏王公贵戚，还有一些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由此可见，帝国的权力阶层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民情绪的引爆点上，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帝国权力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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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迨至隋末，不仅失去活命之资的农民难以生存下去，就连帝国的中产阶级也纷纷走向破产。当时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就是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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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4.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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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是造反者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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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同时也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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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也只是李唐皇室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的说辞，就难免会让人质疑。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一个血缘神话，神话往往是无法落地生根的谎言。在后来者的眼里，贴上去的金粉固然无碍皇家的尊荣，但始终无法渗透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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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血缘纽带往往只限于三代或者四代，上延下伸，跨过这个界限，血缘的纽带扣就会慢慢松开，直至断裂。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讲究家族传统的社会，每个人的血缘都能产生一种势能，而这种势能往往由血缘生成情感。中国人讲究“隔辈疼”，也就是说爷爷疼孙子，胜过孙子将来回报给爷爷的感情。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注定了血缘就像河流一样，往下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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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为自己脸上扑的金粉还算厚实：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掉以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也是北魏的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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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续家谱喜欢攀名人，更何况帝王之家的家谱，更是来不得半点污浊。老子英雄儿好汉，后人做皇帝，前人当为王，这种由后者往上逆推的条件句式依然合乎情理。寻常人家通常只是将个体的荣光向上逆推两三辈。可是对于至尊至贵的皇家来说，家族史就是国史，他们恨不得将家族的至高荣誉逆推至原始社会那只刚刚进化了的猴子身上。好让天下臣民晓得，皇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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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之所以想尽办法与西凉王李暠攀上关系，是因为他既是北魏的豪门显宦，又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后裔。如果能够将家族的血缘管道与李暠完成一次对接，那就意味着李唐皇室不仅出自汉代名门，而且世代均为陇西望族。可是经过史家考证，李渊的家族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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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是折射着七色光的泡沫，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如何，李渊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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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神话的轨道，进入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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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不止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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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第一位。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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