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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酒的胡人，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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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一生可以说都沉湎于活给别人看的虚幻世界里，史料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在隋文帝面前伪装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遭遇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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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揭竿而起的反叛力量并没有统一在一面旗帜下，投身其中的叛乱者就像一个个走到了世纪末的疯狂赌徒，手中有枪有人有地盘就会找机会称王称霸。然后又找机会消灭邻近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谁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并做好政治分化工作，谁就能占据优势，从而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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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叛乱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方边境的李轨、薛举、刘武周等部，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后来的李渊等部，江西一带的肖铣等部，江淮之间的杜伏威、李子通、宇文化及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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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隋末的叛乱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出身，虽然这些队伍的基本构成以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主，但是从叛军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其中不乏王公贵戚，还有一些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由此可见，帝国的权力阶层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民情绪的引爆点上，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帝国权力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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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迨至隋末，不仅失去活命之资的农民难以生存下去，就连帝国的中产阶级也纷纷走向破产。当时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就是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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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4.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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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是造反者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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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同时也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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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也只是李唐皇室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的说辞，就难免会让人质疑。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一个血缘神话，神话往往是无法落地生根的谎言。在后来者的眼里，贴上去的金粉固然无碍皇家的尊荣，但始终无法渗透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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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血缘纽带往往只限于三代或者四代，上延下伸，跨过这个界限，血缘的纽带扣就会慢慢松开，直至断裂。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讲究家族传统的社会，每个人的血缘都能产生一种势能，而这种势能往往由血缘生成情感。中国人讲究“隔辈疼”，也就是说爷爷疼孙子，胜过孙子将来回报给爷爷的感情。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注定了血缘就像河流一样，往下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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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为自己脸上扑的金粉还算厚实：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掉以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也是北魏的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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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续家谱喜欢攀名人，更何况帝王之家的家谱，更是来不得半点污浊。老子英雄儿好汉，后人做皇帝，前人当为王，这种由后者往上逆推的条件句式依然合乎情理。寻常人家通常只是将个体的荣光向上逆推两三辈。可是对于至尊至贵的皇家来说，家族史就是国史，他们恨不得将家族的至高荣誉逆推至原始社会那只刚刚进化了的猴子身上。好让天下臣民晓得，皇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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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之所以想尽办法与西凉王李暠攀上关系，是因为他既是北魏的豪门显宦，又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后裔。如果能够将家族的血缘管道与李暠完成一次对接，那就意味着李唐皇室不仅出自汉代名门，而且世代均为陇西望族。可是经过史家考证，李渊的家族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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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是折射着七色光的泡沫，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如何，李渊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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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神话的轨道，进入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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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不止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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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第一位。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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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颇为特殊的政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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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的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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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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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两人刚结婚时，杨坚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身为女人的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大权。有一次，她的娘家人犯案，杨坚想看在她的面子上宽恕此人，可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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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史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高祖本纪》）。也就是说，少年李渊就具备一个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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