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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末7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这一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主要功能是为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大业九年，已经四十三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一名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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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四十三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所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和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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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广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李渊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所赋予的豪门世族的血统，二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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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玄感起兵这件事在李渊内心深处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造反者既不是赤贫阶层，也不是权力的冷落客，而是位居礼部尚书高位，世袭楚国公的本朝贵族。这时候，李渊已经被杨广调到弘化郡（今甘肃省合水）担任留守。他非常佩服杨玄感振臂一呼的勇气，同时也为他的命运忧虑。其妻兄窦抗也劝他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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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没有同意，虽然听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时，内心颇不平静，但他觉得造反的时机还不成熟。杨广这时候委派他镇守弘化郡，并兼管关右诸军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卫通往京师的战略要道。根据后来发生的诸多事情来看，李渊的气质类型应该属于黏液质。这种人习惯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深深地埋藏起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平静地克制与忍让。如果作为对手的话，这种人也是最为可怕的。在李渊看来，杨玄感发动的这场起义过于唐突。而结果也真的如他所料，仅仅两个月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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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大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拥进了叛乱者的队伍，他们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瓦岗军中的魏徵、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杜伏威、李子通，以及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都是各地叛乱者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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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世俗权力阶层中的人趋之若鹜，就连一些不甘于青灯黄卷的僧侣也参与到叛乱中来，其中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等。除此之外，反隋队伍还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身影，而且势力同样不容小觑，如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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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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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叛乱者中，地主武装发展最为迅猛，尤以关中地区居多。李唐政权的根据地也在关中地区，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在地方上势力强大，在社会上声望卓著，在政治上能量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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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占领长安后发布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檄文中这样写道：“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也就是说，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都高于帝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帝国统治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蜂拥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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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一块巨型利益蛋糕，每个人都想趁乱瓜分，下手晚了，恐怕连个渣儿都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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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是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它的情况有些类似秦朝。从表面上看，帝国强盛至极。可是透过历史的肌肤表层，我们会发现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就像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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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统治基础很不稳固，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隋朝于极盛之际就开始迅速走向败亡。杨广登基后，为了规避关中集团损害帝国官家集团的权力，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旨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杨广意图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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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是一个急性子，还没有等方案修订成熟，改革就已经破门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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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关中本位政策，是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一个概念。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宇文泰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政治调整，将自己建立的西魏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区别开来，以鲜卑旧部落为基础，建立了贵族性质的府兵制。同时将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做了修改，使他们与关中地区的豪门大姓相结合，使之在地方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军队，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霸权。如此一来，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关陇集团，这是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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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修改郡望与姓氏，并不足以使关中集团巩固并持续下去。那些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他们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在关中地区深深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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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利用关中本位政策，将关陇胡汉民族中的精英人物都笼络到自己的权力集团中，以创霸业；隋文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的“八大柱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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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证明，那些居住在帝国边界，经常遭到武装攻击和受到生命威胁的民众，要比那些住在内陆安全地区的民众，更具备开疆拓土的勇气和能力。秦汉以来，关中地区一直是华夷混杂之地，从人才角度来说，这些地方更利于产生良将。经历魏晋北朝的长期整合，这个地区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新兴锐气，经过隋朝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才结构更趋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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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虽然频繁更迭，这一地区的社会局面却初告安谧。这对于精英人物的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隋文帝灭陈之后，中华帝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太行山东和长江中下游齐陈故地的人物陆续西来，卜地定居，为后来唐初人物的风生水起奠立了基础。这样，这里不仅有攻城略地的良将，更具备了运筹帷幄的谋士，可以说是帝国人才的选拔基地。更何况，这里还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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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想要打破关中本位政策，可是选择的时机过于超前。整个帝国已经走到火烧油烹的境地，如果这时动摇“关中本位”这一国本，无异于打破帝国权力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杨玄感这边一摇旗，马上就有豪门子弟跟着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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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江淮到岭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会立即起兵反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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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地主起兵的数量也很多。中原地区的政治形态向来复杂。隋炀帝征讨高丽，所征用的马匹和耗费的钱物，大部分出自中原地区。史料记载，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之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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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成为三把火。其中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按照史家所言，割据叛乱为“土崩”，农民起义为“瓦解”。这时候，杨广的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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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经常会盯着挂在墙上的帝国军事地图，陷入长久的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这份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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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着深深地忧虑，也有着莫名的冲动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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