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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士及于武德二年（619年）归顺唐朝，往前推六七年，就是613年前后。这一年，杨广曾召唤李渊前往他的行宫一聚，李渊借病推托。隋炀帝语带双关地问他会不会病死。也就是说，李渊与隋炀帝的君臣和表亲关系此时已经有所动摇，并且可能已经走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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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士及到了长安后，也向李渊掏心掏肺地表白：“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与汾阳宫，复尽丹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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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尝夜中密论时事”，有什么样的话题需要他们夜晚密论，除了政治和权力，两个置身于帝国权力高层的老男人，还能有什么私密话题可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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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一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被杨广派往山西境内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说他：“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这个人就是你。如今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如果你不趁早打算，必然会成为第二个李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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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那首《桃李子》歌谣，再次暗合“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浑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成为“李氏当为天子”谶言的第一个牺牲家族。李渊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也曾经如此劝说李渊：“你的姓氏应在图谶上，名字应验歌谣，你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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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李世民一再涂抹过的两《唐书》中，他也如此劝说父亲李渊：“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父亲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我们李家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两《唐书》这么记载，是为了坐实李世民为太原起兵的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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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话在李渊的耳边轮番轰炸，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和杨广一样都被这个在史料里接近平庸的男人欺骗了。让人不敢肯定的是，这个活在两《唐书》里的李渊是不是真的来过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可能只带着一张面孔。李渊虽然是帝国的开启之主，但是由于其继任者李世民夺权的非法性，让唐朝初年的这段历史留下了太多模糊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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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都展示了李渊的一个侧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开国者绝对不会是平庸无能之辈。不像刘邦、朱元璋这些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开国者，他们从举起刀枪的第一天，就和旧时代的官僚集团撕破了脸皮。他们不需要太多的伪装，他们只需要冲天的血光和算计死人不偿命的计谋。而李渊不同，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在帝国官僚集团中始终摆出一副爱国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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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的野心、计谋和血腥，不到最后一刻，都处于隐形状态中，也可以说，都是不存在。对于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而言，想要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件很容易的事，毕竟追逐权力的最佳时间段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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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起兵的前后，由于史料经过粉饰与篡改，有太多的真相被淹没。李世民为了掩饰玄武门夺权的血腥，在史料中动了大量手脚。他将李渊那些看不见的隐形的努力，都视为不存在；同时又将帝国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推动力移植嫁接，变成自己的光荣史。李世民通过暴力手段夺得继承权后，为了光大自己权力的正统性，只好不断放大自己的功劳。他一边将李渊的功劳收入自己囊中，一边打压李渊的创业价值。一句话，他偷了自己老子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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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在起兵之前，长时间隐忍不发，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他不是喜欢浪费机会的人。门阀士族出身的李渊，成长经历不同于刘邦、朱元璋那样的社会底层。他们观察这个庞大帝国的视角也是不同的。在朱元璋看来，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根根扎根土地的吸血管道，而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帝国流淌的每一滴血液都源自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反抗是农民阶级对权力阶层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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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李渊这样的帝国权力阶层来说，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像自己的家业。他的所有作为都围绕着家族利益展开，他观察这个世界，采用的是一种俯瞰的视角。他不像朱元璋们，只看见抽血的管道，只看见贪婪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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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隋王朝的基业没有摇晃到倾覆的程度，李渊是绝对不会迈出那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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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个七岁时就当上唐国公，天上掉馅饼似的捞到世袭爵位的人，一个有着名门望族血统和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的人，与生俱来的荣耀是许多不是世出的名臣大将拼死拼活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李渊七岁时就拥有了一切。一个拥有权力资源和社会利益的人，你能指望他生来就与皇帝叫板，没事就和官府对抗吗，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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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下太平，国本稳固，李渊的人生轨迹不会有任何偏差，他的子孙也会像他一样在某个人生阶段进入帝国的官僚序列。哪怕他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再没有能力，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时的政治或者经济领域攫取优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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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来就是权力的主人，掌握着国家的政治资源，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是最容易造反的：一是被权力者逼入绝境的农民，他们为了争取微小的生存空间，往往会选择铤而走险；二是在帝国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中，部分受到新政压榨的既得利益者，并且利益受到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利益就是集团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处于帝国权力阶层的上方，这些人手里往往还拥有反伤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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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民众，由于没有政治背景或经济背景，通常会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甚至无法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可以想象，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法与拥有特权的士族门阀子弟们竞争。士族门阀的存在，使帝国的权力阶层能够轻易获取社会资源，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现象和内部的勾连关系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将一个帝国引向覆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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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5.唐朝是机会主义者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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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可历史却和他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李渊在隋末各路反王中是出手最晚的那个，也是笑到了最后的那个。起兵晚并不能说明李渊对杨广的帝国有着牢不可破的忠心，也不是他没有举兵造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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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一个机会，一个一击即中的机会。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他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和浪费。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每一次造反，无论是取得成功，还是遭遇失败，都付出了巨大的家族成本和社会成本。如果把造反视为一场赌博，每个造反者的成本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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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渊看来，这的确是一场豪赌，既然内心已经做了选择，那就要保证最后的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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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起兵，是李渊对各种矛盾进行分析后才做出的一种策略上的选择。如果仅凭李渊没有最先起兵，就认为他最后起兵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那就大错特错了。时为太原留守的李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军事潜力和经济基础，而且还控制着山西中部的广大地区。但是，他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混乱形势下却迟迟没有起兵。难道他真的像史书描述的那样“优柔寡断”而且“昏庸无能”，只配生活在儿子李世民的阴影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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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是，李渊是一个真正的战略高手，他不希望成为第二个杨玄感，只希望成为第一个李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会反过来影响历史。一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文化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在性格上往往有同一性，就像同一口大锅炖出来的一道菜，有一样的色香味。《新唐书》记载，当时的晋阳长姜谟曾说：“隋政乱将亡，必有圣人受之，唐公负王霸资度，其必拨乱得天下。”也就是说，隋朝早晚要走向灭亡，李渊早晚会成就中华帝国新的帝王霸业。姜谟说这句话的依据何在？他是李渊身边的人，他比我们都了解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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