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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只是推测李世民是这件事的幕后主谋，但是缺乏相关的证据。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真相。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太极殿上的那个宝座自然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根本没有铤而走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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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为了向官员做出解释（太子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军官是谋逆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李世民发出警告，李渊最后将此事定性为兄弟不和，并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流放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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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世民对这个处理结果很不满意，但也无能为力。为了让自己从这件事中抽身而出，他并没有对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私下里派人给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作为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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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一直希望李世民安心做一个普通的皇子，不要对太子之位再抱有非分之想。他无意剥夺李世民政治上的地位，更无意取其性命。可是很多时候，人往往被事件拖着往前走，人只是洪流里的一粒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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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渊的策略。在李世民出兵平乱的同时，李渊便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他将整件事情进行了冷处理，既没有处分李建成，更没有废立太子。因为他从这次事件中，既看到了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李世民威震宇内、天下归心的现实，也看到了李建成虽然位尊，却处于难有作为的境地。他知道这是矛盾的焦点所在。李渊很清楚：只要在朝堂之外另辟战场，李建成根本无力与李世民抗衡。李建成之所以会自乱方寸，跳出来做出狂逆悖理的举动，是因为他耐不住内心的躁动不安。李渊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孩子：老二是不会轻易臣服于老大的，当然老大被立为太子多年，也是不会臣服于老二的，否则，他早就自动让出太子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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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处理杨文干事件时，最初想废太子，将其贬往蜀地。可是李世民这边一出兵，杨文干就闻风而定。就在杨文干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之时，李渊也推翻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如果将李建成封到蜀地，只有一个结果，前任太子一定会在剑南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树起反旗与朝廷对抗。到那时，一场伐蜀平叛的局部战争是免不了的。虽然以李世民的能力，伐蜀平叛不是很难的事，但对天下苍生社稷则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而且时间越往后推，战争的规模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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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以“和稀泥”的方式勉强维系着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谁都明白，包括他自己，这种平衡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状态。他在对此事进行冷处理的同时，也在为大唐帝国的权力归属和命运走向做着艰难的抉择。李渊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其实时刻都在苦苦地寻找解决这一重大危机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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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干事件发生后不久，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官员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境是由于帝国的都城长安过于繁华，物质诱惑太大造成的。这个上书的官员突发奇想，建议皇帝一把火将长安城烧毁，然后再择另一个地方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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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不靠谱的想法，居然得到李渊的认可，并且还真派人寻找迁都之所。李渊寻找的下一站落脚点，锁定在今天的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一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李唐选择那里作为都城，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等于一个武功高手自废武功。在古代中国，决定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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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位置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帝国东部出现叛乱，统治者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隋唐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等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同时也是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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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迁都河南洛阳也是上佳之选，洛阳居天下良好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成为最大的优势。在很多朝代，洛阳扮演了长安的陪都角色。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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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渊选择的迁都之所并非洛阳，如果仅仅为了避免突厥的骚扰而迁都，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可是李渊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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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上，李世民持反对意见，他劝谏：“北方少数民族为祸中原的情况自古就有。陛下凭着圣明英武，创建新王朝，安定中夏，拥有百万精兵，所向无敌，怎么能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都来躲避他们，使举国臣民感到羞辱，让后世之人讥笑呢？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儿臣愧居藩王之位，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突厥首领）的脖子上，将他逮到宫阙之下。如果到时候不成功，再迁都也为时不晚。”李建成的态度和他的父皇是一致的——为了与李世民唱反调，同时也为了讨好李渊。他直接反驳李世民：“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结果失败了）你的话该不是和樊哙的相似吧！”李世民当然不肯示弱，他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用兵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超过十年，我肯定能够将漠北地区平定下来，并不是凭空妄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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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渊最后没有迁都，但是兄弟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一刻消停过。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相互攻击的导火线。朝堂内外，官员们在冷静地观战，为自己在帝国权力结构中寻找下一站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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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本来不应该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嫔妃们，在这场兄弟斗争中早早就选择了站队，她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太子李建成。在她们看来，太子是帝国的法定继承人，是受到皇帝庇护的接班人，胜算要比李世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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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李建成知道在皇帝耳边吹枕边风的厉害，平时就注意与这些嫔妃搞好关系，不断施以恩惠。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李世民却“参请妃媛，素所不行”。截然相反的态度，让那些身居后宫的嫔妃并没有经过多少思想斗争就将手中的赞成票投向了太子。李建成与皇帝的嫔妃们联合起来，诬陷李世民。如果李建成在李渊面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李渊不一定会相信，甚至可能产生怀疑，对太子有看法。可是发动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一起泼脏水，尤其是让嫔妃们吹枕边风，这就由不得李渊不相信。即使是谎言，说上千遍也成了真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权力斗法，就好像小孩子玩跷跷板，此消彼长。刚性的平衡状态往往会破坏游戏规则，让权力博弈成为帝国制度内的一道暗伤。既然太子李建成的口碑越来越好，那么李世民的信誉也就呈递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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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胡马事件，再次验证了帝国权力斗争中谎言吃人的严峻事实。李渊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同前往。李渊命令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尤其喜欢尥蹶子。他就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此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二弟善于骑马，就骑上它试一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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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真就尥起后蹶。李世民的身手还是不错的，他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方才站稳。等到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再次跃身上马。如此三番四次，李世民就起了疑心。他对当时的宰相宇文士及说：“太子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加害于我，但是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决定，凭此等伎俩怎能伤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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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乘机教唆后宫那几个力挺自己的嫔妃在皇帝面前吹风：“秦王想当皇帝，他说，上天授命于他，要让他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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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非常愤怒，只有自己这个皇帝是天命所系，你一个皇子怎敢口口声声称天命。他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将李世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谁是天子，上天自然会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之心怎么这般急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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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吓得当时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如捣蒜，请求将自己移交司法部门调查，以证实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如此悖逆之言。此前，李世民也许还能期望李建成放自己一马，在杨文干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有这种奢望了。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将自己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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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三人在这条权力斗争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不分出胜负是无法收场的。而胜负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会将帝国的命运拖向何处，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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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3.帝国的权力均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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