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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乘机教唆后宫那几个力挺自己的嫔妃在皇帝面前吹风：“秦王想当皇帝，他说，上天授命于他，要让他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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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非常愤怒，只有自己这个皇帝是天命所系，你一个皇子怎敢口口声声称天命。他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将李世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谁是天子，上天自然会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之心怎么这般急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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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吓得当时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如捣蒜，请求将自己移交司法部门调查，以证实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如此悖逆之言。此前，李世民也许还能期望李建成放自己一马，在杨文干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有这种奢望了。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将自己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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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三人在这条权力斗争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不分出胜负是无法收场的。而胜负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会将帝国的命运拖向何处，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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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3.帝国的权力均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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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利的刀锋，在长安的月下闪着寒光，对手的咽喉是它的目标，也是它存在的理由。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为一国之君，李渊都不想看到兄弟相残，父子斗法，毕竟杨隋王朝殷鉴不远。可是人在社会外部环境的裹挟之下，根本无力改变和扭转时局。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握手言和，以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权力关系，并通过某些微弱的努力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效果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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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集团势力的膨胀，不仅引起了李渊的高度警觉，也增加了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命运的担心。偏偏在这个时候，曾经出任过隋万年县法曹的孙伏伽给李渊上了一道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写道：“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之乱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孙伏伽的奏文再次震撼了李渊那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神经，皇位继承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道难解的题，到了他这里也同样的纠结，不会因为他是新君，历史的老大难问题就能轻易地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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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国之君和父亲，李渊始终无法找到妥善处理帝国接班人的最佳方案。他的所有努力看上去更像是有心无力的敷衍，他陷入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一方总在设法攻击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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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互相攻击中，李渊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李渊的态度，很多时候取决于儿子们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李世民与李建成其中一方能够摒弃前嫌，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无法做到船过水无痕。在皇权斗争的路上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或者选择死亡之路，或者选择执掌帝国权柄，成为新的权力继任者。身陷于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没人能够做到坦然处之，何况争的还是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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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很快就展开了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种行动由中央的权力核心地带向地方权力空间延伸扩散，像是带毒病菌弥漫于帝国的躯体，直到腐烂。在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李世民本来就处于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只能选择自保。自保又谈何容易？剑已经亮出来了，收起来就等于束手就擒。在这种局面下，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同时收买东宫的官吏，安插内线，以便随时掌握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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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世界里，永恒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敌人。说得更残酷一些，权力就是一架炮制敌人的机器。可李世民不希望拥有太多敌人，他需要来自帝国权力集团的支持，尤其需要那些能够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真正有实权的官员的支持。他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们能够对李渊施加影响，阻止李建成、李元吉直接对自己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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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也考虑到不得不在宫门内发难的可能，这是一条终南捷径，同样也是加速死亡的捷径。是捷径就会有人甘冒风险，他李世民也不例外。他需要采取一些应急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其中当然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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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洛阳是他的权力核心地带。他一直崇尚山东世家大族的风尚，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山东集团的强势崛起让别人不敢小视。他和太子李建成都意识到山东集团在双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极力争取山东集团的支持。李建成借讨伐刘黑闼之机在山东大大扩充自己的势力，笼络了许多山东豪杰。李世民将山东视为自己能否夺取政权的关键，在洛阳地区开辟了军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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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李世民经常离开长安，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秦王集团势力在洛阳，如果李建成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切断洛阳对他的援助，那么李世民就成了带着镣铐起舞的笼中鸟，根本无法与李建成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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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李世民不但安排自己的心腹温大雅在那里坐镇，经营地方势力，同时他还秘密派遣张亮率领一千多忠心的将士前往该处，“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结纳山东豪杰，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武装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情况有变时能够有资本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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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央，太子集团对地方的重视程度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薄弱有关，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内部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中央的较量之中，太子集团无疑占据上风，他们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渊在这件事上的暧昧态度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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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知道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但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是一个父亲不无关系——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愿意动李世民，是因为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需要军事人才，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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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得日益狭窄，另一方面让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他做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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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与李建成从暗中较劲变为撕破脸皮公开敌对。杨文干事件使双方矛盾公开化并且逐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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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本希望李世民能够知难而退，放弃夺嫡之念，然后自损收敛以避祸。可是对于李世民而言，放弃就意味着灭亡，夺嫡之路已经走到连当事人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从李渊的态度中，李世民知道要想通过合法途径改立太子是不可能的。他决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最后的生死博弈。从后来反复修改史料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个对名声、人望极为看重之人，他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肯定有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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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是法定储君，武力夺嫡是谋反大罪。即便能够侥幸得手，还是要千秋万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一着不慎换来满盘皆输，等待着他的就是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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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八年秋天，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烽烟再起。东突厥颉利挥师南下。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疲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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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的军事部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将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等人调到前线，而李世民则作为后备力量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李渊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将李世民推向战争最前沿，主要是因为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没有对李唐王朝构成大的威胁，同时也表明李渊在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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