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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像在传递一个君权神授的天意，而更像是拿到了对方意图谋反的罪证，当面出示是为了更好地治罪。很多年后，已经身为太宗皇帝的李世民还向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以想象李世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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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征抗击突厥入侵，也得到了李渊的同意。虽然最后没有成行，但是李元吉却借机将李世民的猛将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入北征的军队，秦王府的卫队也列入调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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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强烈的生存忧患和权势欲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坐以待毙，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着他迈出下一步。六月三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进宫向李渊报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且屡次欲除儿臣而后快，似为建德、世充报仇，儿臣死后没脸去见窦建德和王世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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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完全是无凭无据控告李建成，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更不近情理。这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大戏，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顾不上天下的道义，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法则——谁赢，谁就有活路，这天下就归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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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会让一个正常人失去生命的温度和质感，也会让人心变得冰冷和坚硬。皇宫后院闹出有伤风化之事，抢的居然是皇帝的枕畔之人。就是放到今日的开放社会，家丑外扬也是大忌。身为皇帝的李渊如果不是脑子坏掉了，他怎么可能会召集众大臣，让兄弟之间当面对质？这完全是一种自取其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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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份奏章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的确起到了引蛇出洞的效果。当时李世民很有可能写过一份奏章呈报李渊，内容也一定涉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某些要害问题，而且极具杀伤力。不然李建成也不会坚持入宫与其对质，他担心如果再不出面就有可能坐实李世民对他的诬告，处境会更加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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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李建成却选择了太多的曲线。李建成这时候也有些后悔没有听从李元吉的劝告，用杀人这一最简洁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建成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后，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当面对质。如果这份奏章不存在，李建成就不会入宫，后面的事也就不复存在，历史就有可能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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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世民的这一诬告并不高明，却抓住了李渊和李建成的命门。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将来的后宫生活寻找一个靠山，没有必要和他发生什么肉体关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打击李建成了。李建成交好张婕妤、尹德妃二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掌握皇帝的动态，掌控宫内斗争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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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奏章的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李世民是在暗示李渊不要忘记他平定四海的丰功伟绩，这么做是为了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其实为了社稷平稳，李渊也的确动过牺牲李世民的心思，但是这种决心常常有动摇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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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李渊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去李世民的王号，可是陈叔达劝上几句又让他改变了主意。陈叔达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一场大病来，陛下即使后悔也找不着后悔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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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达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至于李世民所上的奏章前半部分到底是什么内容，现在已经无法推测。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会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样一份奏章起到的作用只是“打草惊蛇”，而不可能是“引蛇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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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之所以如此有把握，可以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当初，李渊召李建成去仁智宫，期间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孤身前往谒见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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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李建成认定只要自己前往与其对质，就可以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以反戈一击。李建成没有做过多考虑，最终走上一条自绝之路。而齐王李元吉长期追随李世民在外作战，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相比李建成，他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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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吉虽然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要贸然入宫，可惜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只能陪着自己的兄长、自己的政治盟友陷入绝地。玄武门事变前夜，李世民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召开了一次动员会和分析会，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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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恭回复道：“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如果问在这次行动中最卖命的人是谁，非尉迟恭莫属，连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秦王府的评功总结会上，李世民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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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还在犹豫不决，众人就问他：“大王以舜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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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曰：“圣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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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也就是说，假如舜帝在疏通水井的时候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在上面填土的毒手，便化为井中的泥土了；假如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在下面放火的毒手，便化为粮仓上的灰烬了，怎么还能让自己的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舜帝在遭到父亲用小棒笞打的时候便忍受了，而在遭到大棍笞打的时候便逃走了，这大概是因为舜帝心里所想的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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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警醒李世民不要再犹豫不决，耽误了大事。李世民又命人算卦以卜吉凶，恰好秦王府的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走进来，见到此景，一把夺过占卜的龟壳扔在了地上。他愤怒道：“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停止行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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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摇摆犹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认为这是他的御人之道。这就像用温火煮沸一锅热水，等到群情汹涌，才下令出击。其实并不然，如果我们将事件的前后因果联系起来，就会理解李世民此时的犹疑不决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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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小人物王晊改变了历史。此人是李世民安插于东宫的一个卧底，时任东宫的率更丞。从李渊登基之日算起，东宫、秦王府和齐王府的权力争斗已经持续了九年。兄弟三方都用上了间谍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太子准备在昆明池设宴为齐王饯行之际，向秦王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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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此之前，李世民还无法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那么当王晊将情报说出来的时候，李世民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如果道德秩序和伦常礼教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索性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如果仁爱与亲情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索性就斩断仁爱的牵绊，砸烂亲情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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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恐怕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就算决定动手，李世民也并无获胜的把握，犹疑是因为他心中还存有顾虑。在做决定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找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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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如晦、房玄龄这时并不在亲王府，他们先前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恭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其实是在敦促李世民当断则断，莫受其乱。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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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佩刀来给尉迟恭，说：“玄龄、如晦怎么会背叛我！你去给我看看，若无来心，可提着他们的脑袋来见我。”房、杜二人跟随李世民多年，只因一次不从，竟面临斩首。这里透着一个权力者的冷血和形势逼人紧的无奈，因为每个参与者心里都清楚，此次行动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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