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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派尉迟恭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恭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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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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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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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恭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顿时发出了绝望而恐惧的哭号。那十个年轻和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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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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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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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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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还在蹒跚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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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各自短暂的一生中都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嗜好,又有着怎样的欢乐和忧伤;不知道他们心里曾有过什么难忘的记忆,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怀有怎样美丽的梦想……这一切,我们通通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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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时刻,大唐帝国的皇帝李渊在哪里?那个口口声声要保护他们的祖父又在哪里?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进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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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自知身处危境,虽然心疼也不敢说什么,生怕那把血淋淋的屠刀在下一秒钟就架到自己的脖子上。从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处于权力真空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时局变化,他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丧失殆尽,更不要说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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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李世民这时候还没有做出“弑君弑父”的不伦举动,可是李渊已经感觉到了刀锋逼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高祖皇帝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紧接着,李世民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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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赦免玄武门事变中曾与之血战的东宫、齐王府将士。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李建成的部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三人。李建成死后,李世民本以为宫府兵会自动土崩瓦解,没想到冯立却扬言:“哪有在主人活着时受其厚恩,而主人遭难时却避之唯恐不及的畜生呢?”他和谢叔方、薛万彻带兵猛攻玄武门,支持李世民的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都死在他们手上。如今赦令一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大家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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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授予原来的对手魏徵、王珪等人新的官职。魏徵,原东宫太子洗马,负责掌管东宫经史图籍,曾多次劝告李建成痛下杀手将李世民除掉;王珪,原太子中允;韦挺,原太子左卫率。在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中,他们执行太子的命令,策划杨文干起兵伺机加害于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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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这么做,是要借这些人向帝国官僚集团传递一个信号:他在用人施政方面,看的不是过去的功绩和关系,而是才能、品行和忠诚。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即便是昔日的仇敌,他也会不计前嫌地任用和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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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晋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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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之于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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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这么做同样也是在向玄武门事件中的功臣们敲响警钟:昨天的功劳,并不是你们一辈子的长期饭票。这个道理,聪明如房玄龄等人又怎会不心知肚明。那些在权力游戏中反应迟钝之人,在多年以后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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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具体的任命政策,还是大有学问可讲的。首先说说魏徵,他从李世民这里得到的是太子詹事主簿一职。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任命,因为李世民这个太子,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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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担任的太子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印信、文书、纸笔,是正七品的小官。其直接上司是正三品太子詹事,也就是说,他是太子詹事的文案助理。这个职务看似品级低微,却十分关键。因为玄武门事变后到李世民正式登基称帝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一应军国大事,实际上都要经由魏徵之手。自始至终,魏徵都在李世民的眼皮子底下埋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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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韦挺等人,则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议朝政。谏议大夫,正五品,掌管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也就是说,王珪和韦挺是李世民在国政事务上的参谋,有贡献建议、出谋划策的责任,然而没有具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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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魏徵、王珪和韦挺这些人,属于观察使用的对象。他们来自原先势成水火的宫府,李世民不可能立刻将最为关键的决策权、人事权或执行权交之代行。只能将他们放在秘书或参谋之类的岗位上,先进行磨合,再进一步考量其才干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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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玄武门到贞观之治,从一个地方出发,抵达一个时代的巅峰,从历史的地标抵达时间的深处。对于中华帝国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而言,玄武门外,这场因夺谪引发的兄弟相残事件未免过于血腥与反传统,可是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样的胜利又来得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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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抛去兄弟情、父子恩这些情感因素的关键词,单纯从适者生存的权力法则来看,这又是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游戏。李世民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扭转困顿的时局,清除了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历史也证明,李世民通过铁血手段取得的权力,在成就他一代圣君明主的名号的同时,也给他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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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弥漫的血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将一个帝国从血腥带向更血腥,从和平带向分裂。他登上了为之九死一生而不悔的权力巅峰。对于一个习惯征战杀伐的将军来说,没有对手是寂寞的,可对手是自己身边的亲人又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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