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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当作未来皇帝培养的孩子，又何尝不是被这个王朝绑架了的人质。很多时候，他失去的是自由与快乐，目的是换取家天下的永续和安宁。这和一个家庭差不多，身为独子往往需要背负整个家庭的期望，有时候是整个家族的。不同的是，太子的处境将这种模式更加极端化。一个王朝一个家，天下虽大都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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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到底是谁放出了“太子失宠，魏王代之”的流言？奇怪的是这些像病毒一样的流言不是先从宫廷之内向外蔓延，而是先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四处乱窜，这让李世民感到惊恐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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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徵与世长辞。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如遭雷击，哀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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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徵，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贞观年间那场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以魏徵为首的官员们极力想要压抑皇帝的私欲，希望能够将其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李世民也的确做到了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大加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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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李世民的自我改造运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他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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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令人感到无比厌倦。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就对魏徵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但武备是不能松弛的，朕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又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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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很少有这样无奈的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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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从皇帝的牢骚里，已经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拒情绪。他直言不讳地将自己心底的感觉告诉了李世民，他说：“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能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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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染病卧床，李世民多次登门看望。他抚着魏徵的手臂，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魏徵不改往日谏臣本色，说道：“臣不要任何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徵病逝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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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为魏徵举行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全部去给魏徵送行，并赐予“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最大哀荣。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徵的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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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身边的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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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徵之死的哀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先是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游文芝密告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刘兰成谋反，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将其逮捕并腰斩。紧接着，新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入宫辞行时，突然向李世民密告，兵部尚书侯君集有意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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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时，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行动中，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诸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等到李世民登基，侯君集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接着又拜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从此拥有了参议朝政的重大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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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侯君集是此等重要人物，他的问题要比刘兰成一案严重得多。更何况，告密之人是张亮，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帝国高层的权力江湖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到底是张亮在诬陷，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虽然重用侯君集，但是李世民对他始终怀有警戒之心，他总觉得此人是个将一己私欲看得高于一切的小人。李世民还记得三年前侯君集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高昌后所发生的事。侯君集在未征得他这个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将一些无罪之人发配边塞，同时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手下将士们知道后也开始疯狂盗取金银珠宝。上梁不正下梁歪，侯君集害怕自己被揭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治将士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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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李世民不得不站出来治他的罪，未等班师回朝就将他下了诏狱。碍于他是功臣大将，并没有让他承受多少屈辱，不久又将其释放。人身虽然恢复了自由，但平定高昌的功勋却消逝于无形，没给他摆庆功宴，也没给他加官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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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忍如山，深藏如海，君王的心思是最难猜的。在侯君集看来，李世民打压自己，不过是在玩弄他那高超的帝王术，借惩贪之名敲打他们这些开国功臣。从那以后，侯君集像是霜打的茄子，变得“志殊怏怏”，对李唐朝廷和太宗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中悄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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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子詹事张亮被调出朝廷，改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讥讽于他：“是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苦笑道：“如果因为公务在外做官就是遭到排挤，那么谁才是最冤枉的？”侯君集反倒被张亮激怒，他直接叫嚣道：“老子讨平一个国家回来，却碰上比一间屋子还大的憎恨与猜忌，这不是排挤是什么？”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居然卷起袖子大声说：“这样实在让人活不下去，你要是敢造反，我就和你一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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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张亮将侯君集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李世民，他这么做，是为了与侯君集划清界限，将自己从这件事中择出来。李世民听完张亮的告密，沉默良久。最后，他长叹一声：“你跟侯君集都是开国功臣，而且侯君集说这种话时，并无第三者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他必定不服，到头来也审不出个结果，此事休要再提。”话说得漂亮是为了配合自己的君王姿态，其实这件事还是在李世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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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二月，注定是一个纷纷扰扰的时节。太子失宠的流言愈演愈烈，魏徵的辞世又给了李世民一记重创，侯君集这帮功臣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好像贞观朝以来所积攒的矛盾都要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有人等着看别人的笑话，有人忙着谋自家的前途，还有人担心坏事会不会像长了眼睛的石头砸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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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称二月为“如月”。《尔雅?释天》中有“二月为如”的说法，如者，随从之意，万物相随而出，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情态包含其中。往年的这个时节，李世民会放下手头的政务，带上诸皇子和后宫的嫔妃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今年，李世民实在没有心情再去弄这风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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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最平常不过的朝会上，李世民无端地冲着阁老大臣发了一通牢骚：“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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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这些话道出一个君王生存之不易，满朝文武只听得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作答。他们在心里揣度皇帝说这句话究竟想要表明什么，许多人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瞥御榻上的皇帝，并无人站出来说话。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各求自售，以取宠禄……这些标签都是贴在谁身上的呢？每个人都在心里掏出一面镜子照自己：这是我，那是我，还好，都不是太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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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为了冲淡这个春天的晦气，并且疏解一下坏到了极点的心情，李世民决定做一件酝酿已久的事。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也是大唐王朝的一件盛事。二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于太极宫三清殿旁边的凌烟阁。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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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做完这件事，李世民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在前方等待着他。这一年的三月，长安地区的春旱并没有滞留季节向前的脚步，帝都的花红柳绿仍旧一如往年。春天是一个温暖膨胀的季节，阳气升腾，人的性情也随之躁动不安。可随着天空第一声惊雷的炸响，一则震动朝野的消息传到长安，抵达太极宫，落在了太宗皇帝的御案之上——齐王李祐想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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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中的每一天，李世民都过得如履薄冰、忧患满怀。他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坐以待旦，皇帝做得久了，他真怕安逸的生活将自己变成一个慵懒而麻木的混沌之人。他如此小心翼翼、鞠躬尽瘁，这个伟大的帝国也正按它固有的节奏铿锵有力地行进着，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走得沉实而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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