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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李世民登基为帝，考虑到立太子是件大事，便决定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世民每次外出巡视，就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世民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也都由他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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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早早宣布立李承乾为太子，为的是避免自家的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战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是李世民忽略了一点，这么做往往会产生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那就是这个被确定为未来皇帝的孩子，提前进入状态，也提前受到权力的腐蚀，使他变得骄纵、放肆、跋扈，与皇帝应该扮演的天—圣—帝三位一体的光辉形象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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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间朝廷政务都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颇识大体”，将李世民交给他的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皇帝和官员对当时的他颇为赏识和信任。李世民更是“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从来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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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会导致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从而更加不稳定。如果限定将来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也许比掷骰子时掷出六点要难得多。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但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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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嫡长子变为不肖子，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无论有多么严格的教育制度，也无论那位早已预订了皇帝宝座的嫡长子背多少诗书，不肖子都将是这种继承制必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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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他对太子有着更为迫切的期望。史料记载，他“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将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过来给太子当老师。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先后为他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包括张玄素、房玄龄、魏徵等。李世民对那些担任太子辅臣的名士大儒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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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一流。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要紧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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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王朝的命运，都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或许殷鉴不远，李世民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时间流逝，那个赢在起跑线上、奋发上进的太子离他的期望却越来越远。不知从何时起，李承乾变得习性散漫，生活奢侈，嬉戏无度，而且大有变本加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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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东宫，李承乾将身上的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像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只玩得天昏地暗，把那些圣贤学问全抛诸脑后。漫长的太子生涯让他活得毫无忧患意识，也渐渐消磨了耐心，使他一点点撕去父皇和大臣们希望他戴上的文明的面具，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变得野蛮和暴虐。李承乾的任性对太子形象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他选择放弃制度赋予的身份，也要通过制度的手段，而不能率性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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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还是对自己的嫡长子抱有希望，所以他对李承乾一直采取容忍和迁就的态度。李世民还希望通过一个严格的太子培养和训练制度，让李承乾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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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疯玩了好些日子之后，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会不厌其烦地上门进谏，这时候他就会主动戴上另一副面具，早早地立于门外恭候，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让他们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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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皇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狂想，如果你在他们中间搞一个民调，问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当太子。其他人想想也就算了，可李承乾却在太子这个位置一待就是十七年。如果说当太子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其他皇子，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承乾的幸福指数已经在逐年递减。逐渐老去的李世民，感受到的却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压迫感。他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那时接手江山的人就是太子李承乾。于是，李世民将这种压迫感转化成更为挑剔的目光，更为警觉的审视。如此一来，李承乾自然觉得精神压力陡然上升。尤其是贞观十五年（641年）以来，他对太子这个位子可以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他看来，东宫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令他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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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承乾当太子的早期，朝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皇帝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太子李承乾决断。每次皇帝外出巡视，都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隔三岔五就带着家丁到东郊放鹰走马，行围打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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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东宫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挑选了一批体貌特征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他将他们五人为一组编为一个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住了进去。每天，他拎着刀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与左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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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孩子，可李承乾要的是自由。他躺在东宫的草地上，做着他那不切实际的草原英雄梦。他常幻想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场景：北方边地的夜晚，寒冷清旷如远古，风从高原之上横扫下来，发出凄厉的嘶鸣。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热血男儿该去的地方，他对那个刀头舔血的民族有着无限地向往。他说：“假如现在的我是一个可汗，是一个已经阵亡的可汗，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草地上一躺，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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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伟大的创意让太子兴奋不已，他憧憬道：“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当一个突厥将军，我绝不会落于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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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要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让那些东宫辅臣们一筹莫展。在李承乾眼里，循规蹈矩的太子生活实在是无趣，就像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从八岁被立为太子，就跟着太宗皇帝参与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倒像是宫殿里的一把椅子、一个铜兽。太子居于大唐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之下，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太子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上天赋予李承乾的应该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他的兴趣和情绪是多变的，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太子这个有着大好前途的位子，李承乾的性格显然是不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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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压抑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李世民让文官为太子量身定制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历代圣贤之书，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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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七月，李世民任命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太师，负责李承乾的教育。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上课时“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年幼的李承乾似懂非懂，“未尝不耸然礼敬”，对李纲十分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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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并没有接触过民间疾苦。皇太子的尊贵地位容易使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迷失自我，并渐渐染上生活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恶习。而他在理政期间所表现出的目光短浅、不纳谏言等问题，也让那些最初看好他的人大失所望。李承乾虽然张口闭口都是忠孝之道，在人前也表现得十分沉稳，但背地里却沉迷于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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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病逝后，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承担起教育太子的重任。李百药曾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历代太子成败之事来讽谏李承乾，受到李世民的褒奖。他对李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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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李百药并没有像李世民所言的那样做到善始善终。这不是李百药的问题，而是李承乾出了状况，使得李百药心灰意冷，离他而去。当时李世民一心想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李承乾对于父皇也表现出无比的敬畏，可这种敬畏，仅限于李世民一人。人们认为，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龙子龙孙接受的教育是帝国最高级的教育。其实不然，按照中国教育的标准衡量，皇子们所处的教育环境不但不是高级的，甚至是让人感到头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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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八岁就被立为太子的李承乾受到的宠溺比别人更深一层。可以说，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为他服务的保姆、太监、差役。他们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李承乾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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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奢靡，身为父亲的李世民是有责任的。李世民晚年也有奢靡腐化的倾向，还下诏规定，以后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也就是说关于太子的物质需求，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无须限制。结果，诏令下达以后，“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当时东宫内部的情况是，一帮工匠在那里大兴土木，整个东宫见不着一个贤良有德之人。史曰：“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说的就是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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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令择名师，以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和于志宁一起辅导太子。此后不久，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并借此逃避父皇对自己的教导。太宗皇帝特意嘱咐杜正伦：“太子有病不来上朝不算大事，可他不爱惜贤才却令人担忧。如果太子不听教导，你们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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