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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七月，李世民任命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太师，负责李承乾的教育。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上课时“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年幼的李承乾似懂非懂，“未尝不耸然礼敬”，对李纲十分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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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并没有接触过民间疾苦。皇太子的尊贵地位容易使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迷失自我，并渐渐染上生活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恶习。而他在理政期间所表现出的目光短浅、不纳谏言等问题，也让那些最初看好他的人大失所望。李承乾虽然张口闭口都是忠孝之道，在人前也表现得十分沉稳，但背地里却沉迷于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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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病逝后，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承担起教育太子的重任。李百药曾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历代太子成败之事来讽谏李承乾，受到李世民的褒奖。他对李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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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李百药并没有像李世民所言的那样做到善始善终。这不是李百药的问题，而是李承乾出了状况，使得李百药心灰意冷，离他而去。当时李世民一心想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李承乾对于父皇也表现出无比的敬畏，可这种敬畏，仅限于李世民一人。人们认为，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龙子龙孙接受的教育是帝国最高级的教育。其实不然，按照中国教育的标准衡量，皇子们所处的教育环境不但不是高级的，甚至是让人感到头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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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八岁就被立为太子的李承乾受到的宠溺比别人更深一层。可以说，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为他服务的保姆、太监、差役。他们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李承乾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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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奢靡，身为父亲的李世民是有责任的。李世民晚年也有奢靡腐化的倾向，还下诏规定，以后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也就是说关于太子的物质需求，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无须限制。结果，诏令下达以后，“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当时东宫内部的情况是，一帮工匠在那里大兴土木，整个东宫见不着一个贤良有德之人。史曰：“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说的就是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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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令择名师，以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和于志宁一起辅导太子。此后不久，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并借此逃避父皇对自己的教导。太宗皇帝特意嘱咐杜正伦：“太子有病不来上朝不算大事，可他不爱惜贤才却令人担忧。如果太子不听教导，你们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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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太子施加压力，杜正伦经常拿李世民的这句话吓唬他。结果被李承乾抓住了把柄，反告了杜正伦一状。他说杜正伦一天到晚以皇帝的口吻训斥他，让他备感压力。这句话在李世民听来，是非常刺耳的，令他深感不安。他不禁责备杜正伦道：“你怎么能在太子面前泄露我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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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并无半分收敛，每日里与小人为伍，对杜正伦、于志宁的直言相劝置若罔闻。一个夏天，农民大忙的时节，他居然不顾农时，征调大批工匠、官奴在东宫营造亭台，数月不停。于志宁劝谏说：“东宫是隋朝修建的，当时的人就以为很奢侈华丽，怎么你还在里面营造亭台呢？费那么多财帛，用那么多人力，这会败坏皇家的道德，引来人们的非议。”李承乾根本听不进去，还秘密地派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到于志宁的住处，他们看见于志宁住在茅草房中，生活很清苦，和李承乾居住的东宫简直有天地之别，就没有忍心动手。而于志宁对太子的教育也随之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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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光禄大夫张玄素又当了太子的老师。鉴于李承乾久居皇宫，荒废学业，张玄素便引古人“勿以小恶而不去，勿以小善而不为”的话规劝他。李承乾也是极为反感，甚至派遣自己的胡奴，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去打张玄素，差点将其活活打死。无奈之下，张玄素也不得不辞职而去，走的时候庆幸自己捡回了半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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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官员们这才发现，这个荒唐之人根本就不是皇家精心孕育的龙种，而是一只胡蹦乱跳的跳蚤。从此以后，东宫的大臣们和太子李承乾彻底决裂，而后者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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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又何止李承乾一人。比如说，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他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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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被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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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3.被王朝绑架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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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本是一个泯灭自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打着天意的旗帜由人来设计，在这里大自然可以没有春夏秋冬，人也不需要喜怒哀乐。一切都被格式化，人变成了一个符号、一颗棋子，被强行纳入森严的秩序中。可太子李承乾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愿意做一个没有表情、只有脸谱的权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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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活出自我就不痛快，他宁愿躺在草地上装一个死人，也不愿意穿上皇帝的新装去参加一场精心安排的假面舞会。假如有一天他真的当了大唐天子，伟大的帝国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景，那画面让人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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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李世民期待自己的继承人有完美的表现，因此面对年轻的太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更容易出现缺乏耐心、过分严厉乃至患得患失的态度。这很容易使太子李承乾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但李承乾玩得越疯癫，有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儿，最好能将自己送上断头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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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李泰生于武德三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李世民的欢心。贞观二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改封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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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皇帝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信号，朝中许多有心的大臣也见风使舵和魏王李泰拉关系，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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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斗争面前，兄弟反而成了潜在的危机，宫殿里的风吹草动往往会掀起滔天巨浪。所以有人说，国之储君就是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身为皇帝的父亲提防着你，身为皇子的兄弟惦记着你，而大臣们又审时度势地应酬着你。如今，太子李承乾就是那个活靶子，而他的兄弟李泰就是那个举枪瞄准的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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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二年（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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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让李世民听得勃然大怒，他愤愤地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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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纷纷跪地谢罪。当时朝堂之上的“谏臣之王”魏徵还活着，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他。他直接反驳李世民：“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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