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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争夺太子席位的斗争，其实是大唐权力集团中关陇派与非关陇派之间的斗争。两派都想围绕将来的帝国接班人，缔造自己的势力，而争夺尤为激烈的是顾命大臣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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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治得到了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权力大佬——长孙无忌的坚决支持，李泰最终落败。自此以后，非关陇派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中许多极负盛名的人物，或者遭到飞来横祸，或者郁郁寡欢而死，或者被派往地方，离开中央的政治圈子。李世民最后将李治选为接班人，是因为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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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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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世民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立李治为太子不久，他就因担心李治性格仁弱而召见长孙无忌，叹息道：“你总劝我立他，如今立了，但恐怕不能守社稷，该如何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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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世民看来，李治虽然足够聪明，足够仁厚，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尽管长孙无忌用各种各样的话让李世民相信李治必将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但李世民始终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李治无法驾驭这群追随自己多年的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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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选择李治是一种无奈之举，才让李世民表现得一反常态，先是将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一国之君通过自己的语言、神情将自己活脱脱弄成了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有其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他也是在长孙无忌等人面前完成自己的表演。目的是让他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做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朝廷重臣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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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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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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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这句话道出了李世民的心声，自己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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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五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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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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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在这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中，李世民看到了立储问题背后的隐忧——选谁做太子，绝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只需要比试双方的才干学识即可分出高下。李世民已经一手奠定了大唐帝国的格局和疆域，而对于继任者来说，他的任务并非开疆拓土，而是守成，将这份基业万世不移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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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王朝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英武，他不想身后再出现一个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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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的班底都是功臣子弟，他们凭借祖上的功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尤其看不顺眼的，便是在朝堂上把控实权、占据高位的一干元老重臣。选择李泰，就有可能改变李世民自贞观以来苦心经营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使得大唐朝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还算是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元老派和少壮派在李世民百年之后发生激烈地倾轧和内斗，使帝国的朝堂变为血雨腥风的战场，甚至有可能连江山都被他们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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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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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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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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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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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将那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他对李治的期望之高。此举也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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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给太子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遗。越到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之后，他的这种忧虑愈强烈。其实在他当国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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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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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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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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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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