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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都居住于长安的兴庆坊中，此处称为“五王宅”。李隆基登基入驻兴庆宫后，便让兄弟们都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从表面上看，李隆基与兄弟并没有因为地位变化而疏远。在禁中兄弟相互见面拜跪如家人礼，在生活方面享受着统一标准。更为夸张的是，唐玄宗居然在殿中竖起五大帷幄，兄弟五人同盖一床特大号被子，同睡一张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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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还分别于兴庆宫的西南两个方向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这里成了玄宗皇帝与兄弟们把酒言欢，歌舞相谐之处。每每因处理政务而身倦体乏，玄宗就会登楼俯瞰，听一听兄弟们的琴声与歌声，心情就会为之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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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萼相辉之楼的位置极佳，李隆基只要推开自己的窗户，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就尽收眼底。对于李隆基来说，他无须走出门外，就能对兴庆宫的一切了如指掌。根据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可以看出，诸王府邸中，皇长子李宪的府邸正好处于最佳的观察角度上。李宪居住的地方与李隆基只隔着一条路与两道围墙。对于李宪和兄弟们来说，他们日常生活毫无隐私可言，一举一动完全暴露于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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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隆基来说，权力与亲情的博弈并不矛盾。他在牢笼一般的兴庆宫里建起花萼相辉楼，听上去如诗画般美好的楼宇，有着他对亲情的理解，兄弟和睦就像花儿开放，阳光普照，人世间一切美好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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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是帝国权力机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影响了帝国权力运行。隋朝时期，皇子不仅有独立的私人住宅，还有宽敞的办公府院，甚至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根据史家研究，直到唐初，军队都还没有完全国家化，皇帝诸子皆封王，诸王拥有自己的独立军事力量。军队国家化要到玄武门之变后才得以实现，唐太宗登基后，方真正全面掌握了国家军事权，诸王的权势得到极大制约。然而太宗贞观年间，皇子仍然实力强劲，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和支持力量，当时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权争，以及晋王李治最终被立为皇储，背后都交织着众多权臣的博弈与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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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时期，武则天大肆清洗李唐皇室，帝国的宗室制度遭到重创。这一时期，睿宗李旦由皇嗣降封为相王，被安置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以便被监视与控制。睿宗诸子则被集中安置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此后这五名皇子随武则天从幸长安，又被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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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登基后，重新建立了宗室制度。尽管如此，李唐皇室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已经无法与太宗和高宗时期相比了。太宗、高宗统治时期，宗室诸王出任地方长官者很多。唐高祖李渊的儿子之中，李建成、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所杀，李玄霸早夭，第五子在起兵之际被杀，其余十七子在唐太宗时期都出任一定的官职。唐太宗自己的儿子也多出任地方长官。高宗时期，高祖及太宗诸子之中，出任地方长官者先后达到二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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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逐步蚕食皇权之后，开始着手削弱李唐皇室的力量。于武则天而言，地方上的皇室宗亲是权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她借由徐敬业叛乱和李唐诸王举兵，将前几代君王的皇子们全部纳入清洗范围，庞大的李唐皇室体系差点就被她掘土刨根。李氏王族拱卫皇权的制度在武则天的刀锋之下，已经被血腥破坏殆尽。皇室宗亲不要说拱卫皇权，就连自保都成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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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五王宅”，我们不能不提“十六王宅”，虽然这只是玄宗皇帝执政期间修建的一处皇家宅第，但是政治功能与五王宅是同样的。十六王宅位于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边的永福坊和兴宁坊，最初称为“十王宅”，后更名“十六王宅”，出现于开元年间，是当时皇子集中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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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执政初期，皇子年纪还小，居于宫内。随着皇子日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玄宗便下令在长安城东北安国寺东附苑城内修筑大宅，让多位皇子在其中分院居住。十六王宅就是王子皇孙的门户，皇子的生活起居，由宫中宦官密切照料，一日三餐由家令侍奉，同时还请官僚集团中的大儒之士做皇子侍读，专门讲授诗书，进行严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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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一生生育子女五十九人，在其生育的三十个男孩中，最后存活下来的有二十人。随着皇子们陆续成家生子，原先的宅第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又在华清宫的旁边修建了十王院、百孙院。这些地方有专门的宫人配给和物资供应，生活起居基本上可以在其中进行，不需要与外界交通。王孙纳妃嫁女，也都在十王宅中。不仅如此，皇太子也不在东宫单独居住，而是在十王宅中辟出一处可以车马往来的单独别院。太子府的婚嫁则同亲王、公主一样，都在长安城崇仁坊的礼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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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所设立的五王府、十六王宅、百孙院，完全照搬和沿袭武则天幽闭皇子于宫中的套路。不同的是，唐玄宗这么做打着“孝亲”的旗号。武则天的做法让皇子们感受到的是冬天的肃杀与冷酷；而李隆基的做法像是四月的暖风，熏得皇子们的骨头都酥软了，在浑然不觉中丢权丧志。李隆基让皇室成员对权力的刚性诉求化为一种情感行为，人类的情感很容易被外在形式所触动，而一旦被触动，往往会自动解除防备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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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对自己兄弟及其他诸王的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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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初期，玄宗外放诸王到地方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唐玄宗又将皇族诸王陆续召回京师，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当然这种控制是一种怀柔似的“圈养”，让他们在宫中享受皇族应有的尊荣，可始终不让他们染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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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在这里倡导的是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哲学。李隆基让权力集团内的儒学大家给皇子们办讲座，内容无外乎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去活，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权贵不过是为了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如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那些虚无缥缈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最接近人性的意识形态，也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接受者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颓废的情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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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王的宫中生活并不枯燥，可以说非常丰富。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玄宗。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别墅追赏，每天的娱乐项目都排得满满的，不绝于岁月矣。唐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成为他们的主流生活方式。唐玄宗应该算是大明宫的首席艺术家，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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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李隆基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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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唐玄宗以“友悌”的名义将兄弟都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现在，天下人又都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沐浴着盛世来临前的曙光，李隆基需要做的就是展示一个盛世帝王的仁义。虽然李隆基没有读过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可是其中的文字像是为他量身定制：“君王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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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见那些困于宫中的皇室诸王将过剩的精力用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上，借以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李隆基都会发自心底地感到愉悦。李隆基继承了唐太宗和武则天的政治智慧，手法也更加老到，更加圆熟。李隆基宁愿让皇室诸王过着像猪一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愿意他们过着像猴一样精明的算计生活。那些被困于一隅的皇子们也乐于做一个知足者，以消除李隆基对自己的疑忌之心。与活着相比，权力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他们品尝到的权力滋味的确过于酷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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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五人将五王宅变成了一座世外桃源，他们或讲书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演奏音乐。宁王宪擅长吹笛，岐王范擅长弹奏琵琶。李隆基经常和兄弟们一起合奏歌唱，放松权力带给自己的压力。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李隆基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不免有些许担心，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非常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作为帝王的李隆基，很愿意看见兄弟们每天在卧榻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用再担心有人来夺取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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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对于皇长子李宪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毕竟自己的皇帝之位是李宪让出来的。李宪所处的时代与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于是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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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位问题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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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自己的皇位是宁王李宪让出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对兄长的感情异于其他兄弟。而宁王李宪也就在李隆基的特殊“关怀”之下，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刻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有追崇之义。”字字句句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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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怀柔政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兄弟情深的佳话。首先是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满足，“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以来，只有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数量多于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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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精神上给予诸王最大的慰藉，物质享受对于生于帝王之家的皇子们来说，是最容易满足的，根本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薛王业患病期间，李隆基根本无心上朝，派使者往返探望，禀报病情竟然达十余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给官员们看的表面文章。退朝之后，李隆基又亲自为弟弟煮药，在吹气调节火候时，突然风回，火苗扑向他的脸上，点燃了胡须，左右慌忙惊救不已。李隆基却镇定自若地说，如果这服药能够使弟弟病愈，胡须烧焦了又何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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