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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五人将五王宅变成了一座世外桃源，他们或讲书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演奏音乐。宁王宪擅长吹笛，岐王范擅长弹奏琵琶。李隆基经常和兄弟们一起合奏歌唱，放松权力带给自己的压力。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李隆基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不免有些许担心，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非常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作为帝王的李隆基，很愿意看见兄弟们每天在卧榻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用再担心有人来夺取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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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对于皇长子李宪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毕竟自己的皇帝之位是李宪让出来的。李宪所处的时代与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于是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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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位问题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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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自己的皇位是宁王李宪让出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对兄长的感情异于其他兄弟。而宁王李宪也就在李隆基的特殊“关怀”之下，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刻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有追崇之义。”字字句句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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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怀柔政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兄弟情深的佳话。首先是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满足，“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以来，只有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数量多于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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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精神上给予诸王最大的慰藉，物质享受对于生于帝王之家的皇子们来说，是最容易满足的，根本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薛王业患病期间，李隆基根本无心上朝，派使者往返探望，禀报病情竟然达十余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给官员们看的表面文章。退朝之后，李隆基又亲自为弟弟煮药，在吹气调节火候时，突然风回，火苗扑向他的脸上，点燃了胡须，左右慌忙惊救不已。李隆基却镇定自若地说，如果这服药能够使弟弟病愈，胡须烧焦了又何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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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是个政治权谋家，他能够在权力和亲情的夹缝中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左提右挈，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与太平公主进行权力角逐，使亲情遭受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可是他在稳固权力时，没有继续使用屠刀政策，而是一直在用“孝亲”的伦理观念。对于受其恩惠的皇族诸王来说，在亲情的熏风软雨中主动交出权力，总好过幽暗血腥的宫廷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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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内直郎的韦宾是薛王业妃子的弟弟，他和别人私下议论涉及皇权体制的问题，这显然犯了帝王大忌。事情发生后，李隆基大为震怒，杖杀韦宾。薛王妃害怕受到牵连，终日忐忑，坐等命运的裁决。就在这时候，唐玄宗召见了自己的皇弟，薛王业接旨后惶恐不安，在宫殿外徘徊良久，始终不敢面见玄宗皇帝。李隆基亲自走出殿门，扶起薛王业，然后给了一句宽慰之语：“我相信自己的兄弟，不会轻易猜忌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薛王业听到这句话后内心所起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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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之后唐玄宗还是适时推出了一道《诫宗属制》，“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也就是限制皇室成员的行为自由，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有了这样一项制度，诸王们都不能再有其他想法了，只好做个一天到晚宅在家里的王子，如此一来，对皇权的威胁也就自然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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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李隆基又专门设宴招待薛王，下旨安慰薛王妃，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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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规则是难以更改的。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李隆基展示他“孝亲”的一面的时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政治就是演戏。”而前期的李隆基就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当然皇室诸王对李隆基的心思也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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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几个官员喜爱书法，和岐王范过从甚密，他们常常到岐王府饮酒赋诗，欣赏书画古迹。唐玄宗知道以后，将这几个官员全部贬离京城，不过对岐王范的态度并没有丝毫改变，依然情深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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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王范病逝的时候，李隆基悲痛不已，特地停朝三日，亲自书写《道德经》，为他追福，数十天撤膳吃素，在官员的一再劝说下才恢复进膳。诚如史书所载：“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可是在兄弟纵乐嬉戏的背后，李隆基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剥夺了五王过问政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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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杜绝皇室子嗣参与政治，唐玄宗的做法甚为严厉，皇室子嗣分割削弱政权的机会由此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应的，其拱卫补充皇权的作用也同样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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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为了加强君权，对皇族诸王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皇族成员的地位也一路看跌，逐渐混同于普通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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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李隆基对任何威胁皇位的人都持有不信任的态度。为了强化君权，消减皇室宗亲对皇位的威胁，他并未恢复唐高祖创立，太宗、高宗两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任用皇室诸王镇守地方的政策，此时的皇室宗亲虽然加“遥领节度大使”等称号，但是不再赴任，徒有虚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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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太宗时期为帝国的巩固时期，高宗时期为帝国的发展时期，玄宗时期已逐步进入繁荣时期。帝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根基已经十分稳固，当时唐玄宗以为“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唐玄宗鼓励宗室及大臣从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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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执政期间，为了限制皇室诸王的权力，除了在精神生活方面让他们陷入迷醉，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做出了种种限制，尤其是在婚姻生活方面。帝国建立初期，李唐宗室诸王所娶的王妃有不少是朝廷重臣之女。这一时期，皇帝对自己的子嗣还是比较放心的，并不担心他们会和妃家联起手来对抗皇权。对于皇族成员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自己的皇室血统，另一方面则来自妃家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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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时期，出于防范的目的，对皇室诸王的社会属性也进行了种种限制。所谓的限制，主要是针对王妃的家庭背景。在唐玄宗的干预之下，皇室诸王所娶的王妃大多不是朝廷重臣之女，而是出身于中下级官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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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打破他们强强联手的权力递增法则。皇族成员与妃家相互联手就可能威胁到皇权。唐玄宗的十三子一孙的妃子中，妃父官品普遍较低，没有一人是李隆基信重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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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生于皇家，身为帝王，一直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他既要维护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力图不伤害血缘亲情，确实很难。李隆基的高明之处在于处理权力与亲情时有礼有节，他的举措如同权力世界的化骨绵掌，游走于有形无形之间，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权力的运用与形象的维护很好地融合起来。中国历史不缺乏变态的权力者，很多权力者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做法远远超出了政治需要。但李隆基把握住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以政治利益为实现孝亲的最高原则，当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与血缘亲情发生冲突时，政治利益至上，当二者可以两全时，极力两全。可以说唐玄宗的一生都在权力与孝亲的夹缝里寻找最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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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李隆基为这句话做出了最为恰当的诠释。帝王虽然与普通人的人伦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仍能做到既安社稷又保亲情，实践孝悌，将权力对正常人伦感情的侵蚀降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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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之后的历任唐朝皇帝，大多继承了宗室管理制度，并不断强化。在这一体制下，宗室诸王完全失去了镇守地方的实际权力。在战乱之时，皇帝信任和倚重的人是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室。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玄宗不得不“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当然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唐玄宗所确定的宗室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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