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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3.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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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整个长安城笼罩于一片萧瑟之中。京都的冬天总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儿勃勃的生命力，偶尔见着太阳，也总是隔着厚厚的帘幕，树上未落的叶子有气无力的挂在树梢。按照惯例，皇室成员每年都要于冬日极寒到来之际，移往华清宫（今陕西西安南骊山上）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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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皇帝李隆基带着贵妃杨玉环以及跟贵妃有关的诸杨，一路上席天卷地。京郊的老百姓早已失去了对奢华的排场的新鲜感，皇家的威仪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目光里甚至流露出厌恶与嘲讽。盛世背后，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悬殊，而贫富差距又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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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李隆基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处事果决的临淄王，与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圣君明主有了很大的距离。时间对于世人来说就是一把无情刀，不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贵族。在时间的转换中，一切繁华终将归于平淡。对于帝国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今天的城头又插上了谁的王旗，他们在乎的只是生存所需要的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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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帝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舟行半途，前半程马力十足，等到半途已过，帝国机器运转受困陷入难以自拔的历史旋涡中，随时有被风浪吞没的可能。朝廷可以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却不能与它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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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开国初年的三十八万余户，发展到八百九十一万余户。在农业社会，户口多少就代表着生产力的高低和国力的强弱，李唐王朝此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唐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尽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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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是为了安置归顺的游牧部落而设，开元末年，羁縻府州数量已达到内地府州的两倍多。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呈报人口，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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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制度和罗马帝国利用高卢人、色雷斯人等蛮族作为雇佣军颇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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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亨元年（670年）、仪凤三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须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应付战事。兵源不足和财政困难成为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到天宝元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八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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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打着“奉命讨伐杨国忠”的旗号，发所部三镇兵马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兵锋直指两京（长安与洛阳）。一场彻底改写唐朝历史，并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乱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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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传递基本靠马的年代里，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六天之后才传到骊山华清宫。太平皇帝当久了，曾经有着强烈生存危机意识的帝王也陷入精神麻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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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已进入人生暮年的李隆基看上去显得比他的实际年纪年轻许多，依旧容光焕发。在李隆基看来，杨贵妃的绝世美貌是上天赐予自己最完美的礼物，是对自己开创一个盛世的最好奖赏。一个七十岁的男人，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男人也需要爱情的滋润，那会让他感觉这个世界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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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时段里，女性连政治的配角都算不上，能够有幸载入史册的少之又少，即使载入也是寄居式的。一种是一生都在依靠男性权力的美丽女性，另一种是前期依靠男性权力，后期主动获取权力的女性。唐朝是中国女性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时代，这两种类型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上官婉儿、杨玉环，她们用女性的特质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道道阴郁妩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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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二者都有可能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但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权力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主动的，她们不甘于做权力的配角。炽烈的权力之火烘烤着她们，她们用区别于男性的手段取得了不加限制的广大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个人的理想。纯粹美丽的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被动的，对权力需索也是被动的，她们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权力玩偶。她们没有权欲，也不想参与政治，更没有权力资本去伤害国家民族，她们引发的政治悲剧并不是她们造成的，而是和她们有特殊关系的男人造成的，她们是时代的弃儿，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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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至京师，李隆基还天真地以为这是对方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恶禄山者诈为之）。在此之前，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起兵造反是早晚的事。作为警醒帝王的谏言，这句话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问题。可是作为宰相的杨国忠既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又满世界散布言论，这种做法是极具风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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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真正造反的消息传至长安，杨国忠长出了一口气，就好像一个赌徒终于压中了宝。杨国忠得知安禄山发动叛变时，还得意地说：“现在造反的仅仅是安禄山及少数几个人，他手下的将士都不想反叛，所以不到十多天，安禄山的首级必定会通过驿站传送到京城。”可见杨国忠之所以敢逼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估计安禄山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正常的，毕竟这么多年帝国并没有亏待东北的边防军。那些边防将士没有必要跟安禄山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作为朝廷大员的杨国忠只顾争权夺势，并不关心时局大政的走势，可以说是整个帝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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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处于风云动荡中的帝国臣民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半个世纪的太平天子，风光无限的唐明皇已经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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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边疆守将，那些奏称他有不臣之心的人，都被唐玄宗交由他自行处理。其实李隆基的笼络手段和过度信任，又何尝不是一种心虚的表现。这种心虚来自对帝国军队实力的不自信。在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选任，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朝廷通过对武官的选任，牢牢控制住了军队。而玄宗朝，武官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在边疆戍守作战的将士不可能亲自跑到长安，让兵部进行选任，朝廷不得不把对中下级武官的选任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上。节度使可以利用对属下军官选任的权力，乘机扩张其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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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玄宗因军事需要改革兵制，让节度使在当地招募士兵，施行长任兵制。而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而家口也常驻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加上节度使选任武官的权力，就可以使节度使与边将之间形成利益集团，从而削弱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军队武官的选任在节度使手中，而不在朝廷手中，武官自然会与节度使拥有共同的利益，而军队的士兵家乡都在边地不在内地，反叛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安禄山久任节度使，使他可以通过以上制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安禄山反叛并不是少数野心家的谋反，而是得到了整个军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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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以传统的御臣之术来驾驭边将，自作聪明地以藩镇牵制藩镇。重用安禄山就是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安禄山等为首的地方军事集团。在这种新形势下，李隆基本应该想办法对节度使进行挟制防范，不能让节度使久任。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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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复兴王朝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都会将边境线上的战备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国家的战备工作，事关生死存亡。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又称为折冲府）掌握，府兵制下的折冲府有木契、铜鱼，如果朝廷需要征发府兵，皇帝就会颁下敕书，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若都能对合，然后就能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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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爆发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更不能随意更换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这种兵役制度是为了解决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私产的问题，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抬头。府兵制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军费开支，部分解决了后勤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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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帝国边患日深。为了对付那些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帝国的军事战略必须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防御战线由最初的点式防御转换为线式防御。这就要求帝国的军队有能力远征，也有能力长期驻防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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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帝国府兵制也逐步走向没落，士兵有死有逃，也不再清点补充，就连府兵装备的马匹、武器和粮草也消耗殆尽，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更为严重的是，府兵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前。原来的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是去保卫天子的。后来宿卫的府兵就雇用顶替，类似于今天的临时保安。士兵成了军官任意驱使的奴隶，以至于长安城中的男人以做侍官为耻辱，甚至会被时人作为嬉笑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当作苦力役使，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在这种背景下，应该服兵役的成年男子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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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内阁宰相李林甫曾奏请皇帝停止折冲府下发铜鱼、木契和敕书，也就是让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停止运转，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从此，府兵虽然保留了原来的官吏，但是这些折冲府府兵中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等却再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因此，士大夫们以当此类官员为耻辱。而代替府兵的是招募弘骑，在执行当中也逐渐丧失了本意，应募的多是一些市井中商贩和刁滑之徒，并且大部分人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当兵成了他们的副业。因此，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就更不愿意当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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