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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华北解放区后，先生进入华北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随华北大学进京。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先生先在党史系，两年后转到中国历史教研室。随着工作的变化和教学的需要，先生的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回溯的过程，从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清史，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1951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以准确的史实、生动的文字，叙述了中国八年艰苦抗战的历史，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了解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问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以新颖的论点、严密的论证、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赞誉。而1975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则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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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撤销，先生也屡受冲击，并被下放江西干校，剥夺了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权利。但他没有灰心失望，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仍然尽可能积累资料，思考问题，甚至复习英语。“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先生也回到北京，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清史研究所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推出了系列成果，诸如《简明清史》（1980、1984）、《清代人物传稿》（1984—1995）、《清史编年》（1985—2000）等。特别是由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两卷本，全面梳理了清朝崛起至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其中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又有翔实的史事人物，再加上生动畅达的文字叙述，堪称改革开放初期清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先生也因此奠定了清史学界领军人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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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先生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乾隆帝及其所处的时代，并进而思考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有关问题。在《乾隆帝及其时代》（1992）一书中，先生对盛世君主乾隆帝幼年时期的家庭氛围、读书生活，继位之后的用人行政、思想政策，无不娓娓道来，既生动刻画了一代帝王的性格、意志、才情、爱好，又细致分析了其集英明睿智与庸碌愚昧于一身的多面性，尤为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了乾隆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乃至北京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状况，深刻揭示出其所处时代的先进与落后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的复杂性。而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则以九卷本的篇幅集中展现了18世纪百年间清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宏伟画卷，并力图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考察盛世的辉煌，探讨衰落的根源，揭示18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真实状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著作，前者拓宽了人物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后者则大大推进了对历史发展阶段中重要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的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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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并推动清史研究所发展壮大、勤奋不懈地从事清史研究的同时，先生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宏大的梦想，这就是编纂大型《清史》！实际上，这一设想最早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向中央建议纂修清史，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找明史专家吴晗谈话，要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编纂清史。但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这一动议未能付诸实施。1965年，清史纂修再次提上日程。当年10月，周总理委托周扬召开中宣部部长常务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委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为此，专门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着手筹备建所事宜。然而，“文革”的狂风暴雨骤然袭来，修史计划再次化为泡影。80年代初，邓小平曾批复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也开始制订编纂规划，筹备编纂事宜。但因时机尚不成熟，修史之事被第三次搁置。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也因为如此，如何完成时代的使命，不辜负学界的重托，就成为先生数十年来时刻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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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轮驶进了21世纪，先生敏锐地觉察到：纂修大型《清史》的时机已成熟！当前无论是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抑或学界的研究基础，还是人才的积累培养，乃至资料的整理出版，都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出于一个历史学家高度的责任感，先生于2001年在报刊上撰文，率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倡议“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又与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蔡美彪等十余位权威学者联名向中央写信，吁请由政府出面组织纂修《清史》。这一次，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国家大型修史工程于2002年年底正式启动，先生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不顾耄耋之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设计编纂方案，制订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以全部心血引领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逐步推进，迄今已取得诸多阶段性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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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始终勤奋努力，笔耕不辍，先后撰写和主编著作30余部，发表文章600余篇，在历史尤其是清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得到了学术界和全社会的一致认可，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1995年获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先后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并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6年受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荣膺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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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应北京出版集团之邀，编选文章列入“大家小书”系列，先生对此颇为重视，不仅提出指导意见，提供著作版本，还亲自圈点篇目。在先生看来，一个历史学家既有责任从事精深的历史研究，在学术领域开拓创新，也有义务向全社会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传统文化。故而先生十分认可“大家小书”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的宗旨和特色，欣然同意编选这本“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经与先生商量，本书从先生历年发表的文章中斟选出21篇，并据其内容和性质，大体分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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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先生能走上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道路，成为一代清史大家，其中既有机遇眷顾的偶然性，更多的则是自身努力的必然性。正是依靠自身的勤奋努力，先生得以抓住机遇，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并以执着的坚持和百倍的付出，一直跋涉至今。收入此类的4篇文章，既反映了先生对自己成长历程和治学道路的回顾，也凝聚着先生多年治史的心得体会，更体现了先生与清史的不解之缘和深厚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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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史事与人物。先生的历史尤其是清史研究，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既具备坚实的文史功底，重视文献资料，长于考证辨析，又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强调理性思考，善于宏观把握。先生的文章还极富文采，笔端常带感情，文字如行云流水，特别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收入此类的6篇文章，或纵横捭阖，综论有清一代的兴、盛、衰、亡，或以小见大，阐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意义和影响，甚至具体到某一历史人物的学术贡献。虽然由于篇幅所限，先生更多研精覃思的学术论文未能展现于此，但也大体反映出先生融历史、哲理、文采于一炉的鲜明治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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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书评与序跋。先生治史，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先生为人，虚怀若谷，温文儒雅，尤为爱惜人才，提携后进。年轻学子的新作问世，学界的研究成果出版，多有求写序跋之事，先生乐见其成，有求必应，虽系命题作文，但都能写出新意，提出创见，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收入本书的5篇书序，于此可见一斑。先生曾专门著文论述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而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正是实践这四项要求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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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国家修史，百年不遇，先生躬逢其盛，主持其事，既备感荣幸，更觉责任重大。他全力以赴，殚精竭思，举凡学术规划、工作部署，无不周密设计，谨慎考虑，层层把关。十余年间，先生有关清史工程的各种讲话、书信以及学术见解和工作意见，累计不下数百篇文稿。收入本书的6篇，大体反映了修史工程开展初期先生关于《清史》整体面貌的学术思考和工作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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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有机会参与国家修史的筹划以来，纂修大型《清史》就成为先生长久以来埋藏心底的梦想。如今梦想正在成为现实，先生的学术生命和精神寄托已经与清史融为一体。诚如先生所言：“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在先生90华诞之际，我期望通过这本小书，使广大的读者朋友对先生为人、治学有所了解，对先生主持的国家修史工程多予关注，更希冀借此一瓣馨香，祈愿先生早日圆梦《清史》，恭祝先生福寿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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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盛夏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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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第一编 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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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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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历史学的路途上跋涉近60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也还称得上比较畅通，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和阻难。也许因为磨难不多，故成就不显，碌碌平庸，在学术上鲜有业绩。我一生过着读书人的普通生活，虽攻研有恒，执笔尚勤，著作十余部，文章600余篇，但满意者少，总有一种“学力不厚”“贡献不多”的负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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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会有多次机遇，我青少年时代有幸抓住了三次机遇，走上历史教学、历史研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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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机遇：顽劣学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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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机遇是小学毕业以后。小学时，我不吵不闹，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小学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我们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我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手里拿着一本弹词小说《天雨花》，也看不进去。忽然，另一位与我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我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我们毕业证书，我们也能毕业了。”我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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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我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我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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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没考上，很可能就此断绝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去当商店学徒，我的几位堂兄就是这样走上人生道路的。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我们全家逃难到了上海。我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女师”读书，邻居的孩子们也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每天晚上都在我家复习功课，演算习题，灯火通明。虽宁谧静寂，但孩子们用心灵和语言交流，亲密友好。他们都有书可读，唯独我静坐在壁角里无事可做，打不进这个读书圈，如此情景，长达半年之久。这时我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每天早上坐在窗台上目送两个姐姐上学，晚上盼着两个姐姐回家。有时偷偷翻开姐姐的书包，似懂非懂地偷阅她们的书本。人类本能中蕴藏的求知之火燃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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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来了，第二年夏天我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我也有了上学的机会，兴冲冲每天远道赴校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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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我并不是一个顽劣透顶、愚笨不堪的孩子。小学时虽不爱读书，却很喜欢读小说、说故事、听京戏、听评书，简直入了迷。在小学中，《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还有剑侠书、小人书，无不遍读。至今还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有一次听评书出了神，晚饭没有吃，竟在书坊里听到晚间10点钟，急得家里到处找我。住在上海时，有一次到新世界听上了京戏（演员是夏月珊和王竞妍，后来才知道是名角），从下午站着看戏一直站到夜间，粒米未进。人看似顽劣愚蠢，却往往有内心的爱好与潜在的才能，蕴藏在心底，得到正常的教育，人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挥，才可能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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