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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明白地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被斥责、唾骂，甚至遭到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献身。世界科学史上布鲁诺为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天文学说，被教会处以死刑，这是众所共知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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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历史，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两句，这里说了古代两位历史学家刚正不屈、敢于揭露历史真实的故事。春秋时，齐国的大夫崔杼很有权势，杀掉了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据事直书，在简册上写了“崔杼弑其君”，崔杼看了大怒，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又一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也把他杀了。太史最后一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感到不好对付，没有杀他，把他释放了。当这位太史的弟弟离开崔杼家时，在大门口看见南史氏拿着简册在那里等候，南史氏说：他听说太史一家因如实记录历史真相而全被杀害，他怕这件事没有人记载下来，特意赶来记录这段历史。既然没事了，历史真相已经被记下来，他也就回家去了。这个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为如实记录历史而前仆后继、不惧杀身之祸的崇高品德，淫威与残杀是不能够阻止历史学家说真话的。还有晋国的太史董狐，当时晋灵公与大夫赵盾的矛盾很尖锐，赵盾逃出了国都，但走得不远，没有离开晋国的国境。他的弟弟赵穿发动政变，杀死晋灵公，赵盾就回来了，还当大夫。董狐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气，辩解说：“晋灵公不是我杀的。”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你负责国政，逃亡没有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对赵穿治罪。你是政变的后台，杀君的策划者。古代的历史学家非常尊重历史事实，非常注意褒贬是非。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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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了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加强修养，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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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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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我和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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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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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凝视先人们走过的那段路程，有喧嚣的朝市、血洗的战场，也有崎岖的山径、冷漠的村庄，一幕又一幕不同的历史场景显示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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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漂荡在汪洋大海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生活众多的浪潮奔腾澎湃，一个个像雪花似的喷溅，缤纷多彩，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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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谛听一曲优美的交响曲，有金戈铁马之雄健，有缠绵悱恻之哀怨，有勇往直前之奋进，有神态自若之淡定，各种情感交替迸发，交织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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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研究清史，展示近三百年封建王朝的际遇和命运，匆忙地奔驰过兴、盛、衰、亡的轮回，从盛世的辉煌走向末世的凄凉，其间的经验教训使人感慨，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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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读清史，爱读清史，也常写和爱写清史文章，尤其进入老年专嗜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谢绝其他文章而不作，集中精力，专务清史，专写清史。因为清史的书籍和资料浩瀚广博，无穷无尽，就是毕生专读清史也只能读极小部分。人的生命太短促，只能就广阔无垠的清史知识海洋中掬取一勺之水，或观其大体态势，或测其某个角落，并不能达到全真和全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到老年体会得越来越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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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是自己的工作、专业与职责，我刻志自励，以至诚之心力求敬业，用探索精神去追求未知，用怀疑精神去发现问题，用勤奋精神去搜寻资料，用科学精神去分析疑难，用理性精神去阐释历史，在客观历史千变万化的运动发展中寻求其规律，真实地、清晰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材质驽钝，难期高明，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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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说的是人到暮年，见多识广，但还没有能了解世人和世事。其实做学问比这还要难，因为每一种学问，广阔无比，其深难测，学问要靠积累才能成熟。清朝灭亡还不到一百年，清史的研究今天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清史学科以至整个社会科学必须更加努力、更多积累、更善创新、更快前进。中国需要更成熟的社会科学，更成熟的历史学与清史学，因为这是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之必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之必需，深入了解国情以建设中国美好将来之必需。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清史学发展将越来越成熟、积累将越来越丰厚、研究将越来越精深，在本世纪内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辉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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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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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第二编 史事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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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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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很复杂的一种政治现象，它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一再重复地出现，并被各个不同的阶级所重视。统治阶级的“圣训”“谕旨”和官修“正史”里，往往表扬一批“循吏”“良吏”，作为官场的楷模，民间的文艺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圣洁无疵的“清官”形象，历千百年而传诵不绝。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成为封建社会直接暴力统治的一个补充，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实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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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清官”的评价很不一致。有的同志强调“清官”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称“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封建社会里是人民的最高理想，等等；也有的同志认为，“清官”的作用“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究竟有多少根据？本文试图就“清官”的特点、产生条件和历史作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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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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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清官”？我们从许多历史和文艺作品的描写中，大体上可以归纳出“清官”的若干特点，如“自奉廉洁”“爱民如子”“赈贫扶弱”“断狱如神”“压抑豪强”“执法公平”，等等。“清官”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他们比较俭朴，不接受贿赂，不投靠权门；他们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奖励扶植农业生产，给老百姓做了一点好事。而且，不少“清官”还和豪强权贵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例如，西汉的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①。北宋的包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贵戚宦官，为之敛手”①。元朝的耶律伯坚有一个信条：“宁得罪于上，不可得罪于下。”②明朝的海瑞说：“弱不为扶，强不为抑，安在其为民父母哉！”③他们具有刚强不阿的性格，所作所为使豪强地主们不能不有所畏忌。我们要问一下，在整个封建官场的滔滔浊流中，何以出现了少数“清官”的“美德嘉行”？这种“美德嘉行”具有什么性质？“清官”，作为封建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何以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豪强权贵？这种斗争具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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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清官”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就不能不把这一政治现象和当时的整个阶级斗争以及封建政治统治的形式联系起来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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