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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清朝的兴、盛、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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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跟其他王朝相比有其不同之处。清朝创造了一个其他王朝无与比拟的辉煌的功绩。版图辽阔,疆域巩固,多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大家庭,再加上经济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但同时它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以及殖民主义入侵形势之下,由全盛转向中衰。在应对外来入侵时,屡战屡败,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万丈深渊,变成了半殖民地。强烈的历史落差使得我们许多世代的中国人刻骨铭心,他们毕生投入到拯救中国、复兴中国的斗争中,想打造和再造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因此清朝的历史内容非常重要、非常丰富、非常复杂而又非常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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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年的清朝历史,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兴、盛、衰、亡。“兴”是指努尔哈赤起兵,中经皇太极经营、顺治入关,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共10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奠定了清朝的基业。在我们的提纲里分成两篇,即“创业”和“入关”两部分。“盛”是指康熙收复台湾后,战略重心转移到北方和西北,抗击俄罗斯,平定准噶尔,造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统一,同时又恢复发展国内的经济,到乾隆时代达到鼎盛。这部分内容也分成两篇,即第三篇的“统一”和第四篇的“鼎盛”。“衰”指的是从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同治初年,从盛转衰。在此期间,国内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一方面是从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一直到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还有此后的捻军等,像这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即两次鸦片战争。它改变了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这也分成两部分,包括第五篇“中衰”和第六篇“危局”。最后是“亡”,指同治三年一直到清亡。清朝经历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最后众叛亲离,孙中山振臂一呼,推翻了清朝,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部分内容分成三篇,即第七篇“洋务”、第八篇“变法”以及第九篇“覆亡”。这样三个世纪的历史,分成“兴、盛、衰、亡”这四段。我想对这四段历史简要地叙其要点,当然挂一漏万以及认识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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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是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康熙初年。一个新民族——满族的兴起,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而且在此期间会将许多领袖人物推向历史的前台,会发动一些战争,会产生若干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一个又一个地兴起,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当每个民族新兴的时候,它都带有朝气蓬勃的气息,带有一种民族的精神,这就是一个新民族在兴起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民族行动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旦形成,就能把全民族凝聚起来,团结起来,奔向一个目标。没有这样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是散漫的,因为它没有了奋斗目标,也没有远大前途,也就不能兴起,不能形成一个民族。在17世纪刚刚形成的满族,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它弥漫着一种奋发、上进的民族精神,这是它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民族精神表现在它英勇善战,表现在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突出地体现在八旗制度上。它内部有较严密的法规,善于学习周围各个民族一些长处,如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另外,它有包容的能力。在打败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之后,将它们全部纳入满族之中,所以后来有新满洲和旧满洲之别。它具有很强的包容能力的另一个体现是,能将许多汉人也融入进来,像招降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洪承畴等汉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游牧民族能像满族这样去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前秦苻坚,他重用一个汉人王猛,但王猛不带兵,也无实权,仅是一位谋士。女真占领中原后,利用张邦昌、刘豫这两个傀儡,没有实用。但满族利用汉人、汉将,其包容力很大。降清而为清朝做事的人也很多。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逐渐由紧张走向缓和。它采取了一些诸如开科举、设博学鸿词科等举措。后来一些抗清的斗士都纷纷投降清朝,像毛奇龄原来是抗清的,后来应试博学鸿词科。朱彝尊亦然。黄宗羲虽未应清朝之招,但派他的儿子和学生参加《明史》的纂修。清朝重用汉人,几与汉人融为一体,这是它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这样,它才能一举跨过长江,一统中国。而此前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往往勒马于长江之边,与汉人划江而治,如历史上的南北朝,宋与金的对立。清朝为何能一举跨过长江?长江以南的气候、地理、风俗习惯、语言、饮食,来自东北的满族人很不适应,给他们的作战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因此他们在江南进行战争,很多时候是利用汉将,这样他们才能一举平定南中国,没有形成南北朝对立。这一点对以后的历史影响甚巨,此前没有出现这种局面。清王朝既在入关前即已占领东北,并与内蒙古关系甚为密切,然后又在入关以后,占领中原地区,接着挥师渡江,占领全国首富的东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囊括了庞大的财富,这就奠定了它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拥有了庞大的人力和充足的财力。没有这样的基础,它不可能统一全中国。这是它“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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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它的“盛”,从康熙中叶到乾隆,大概100年的时间。康熙中叶以后,清朝已将注意力转向东北、西北以及北部等地区。它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清朝不似汉唐。汉唐的人口只有5000万~8000万,其根据地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力量有限,人口不多,它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将匈奴、突厥向外驱逐,并没有力量完成和巩固统一大业。清朝也不似契丹、女真。在历史上,虽然契丹和女真曾据有中原地区,但并没有占领过南方,其力量有限,也不可能完成对长城内外的统一。清朝据有蒙古这块向西北进军的基地。为何清朝要建承德避暑山庄,为什么乾隆在位60年,来避暑山庄达57次之多,且每次住的时间很长。他在这里处理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区以及对外国的事务。清朝既有控制西北地区的前沿和平台,又有长江以南、西南甚至珠江等各个地区雄厚的人力、物力的资源支持,所以它有能力在18世纪统一中国。这个过程充满着艰辛和困难。这是我们18世纪主要的历史,为今天中国这样的局面做出了铺垫。为什么能出现这段盛世的历史?没有前一段的兴起,就不会有后面如此强大的实力。当然,它在政治上,一方面利用汉族的儒学,如开科举、设博学鸿词科、招徕文士等,希望泯灭满汉界线,淡化满汉矛盾。另一方面,它利用喇嘛教,联络和团结少数民族。蒙古、藏族等皆崇奉喇嘛教,推崇喇嘛教,便可以起到笼络许多少数民族的功效。加上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的长期努力、艰苦作战,使用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手段,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磨合,最终完成了统一。当然统一是充满困难的,是伴随着征服和反抗的血腥斗争的,征服战争是暴力,必定会有残酷的屠杀、掠夺,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康雍乾缔造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家庭,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仔细想想,我们所学的历史包括什么呢?除了一个农民战争,就是一个民族战争。汉朝与匈奴,魏晋南朝与鲜卑、五胡十六国,唐朝与突厥、回鹘、吐谷浑,宋朝与契丹、西夏以及蒙古。中国历史几乎是一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你进我退、拉锯战争的历史。清朝为什么能结束这样的局面,这是我们研究清朝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它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消除了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当然矛盾还是有的,但总的来说,乾隆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战争。所以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华时,本来中华民族很容易分崩离析,但没有发生这一幕。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各民族并肩作战,反抗侵略。在近代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中华民族都没有分崩离析。康雍乾时期实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业十分伟大。至今我们是世界上一个统一的大国,也是继承了这个盛世的丰功伟绩,所以我们要倍加珍爱这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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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在经济文化上也是有所体现的。我举三点来说明:一是人口。乾隆时期的人口达到3亿,道光时期达到4亿,这样的人口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汉朝才5000多万,唐朝8000多万,明朝据记载有七八千万,但目前有人研究约有一亿几千万,也远远没有赶上清朝。清朝的生产水平应该是封建时代中最高的,可以养活几亿人。从全世界来讲,18世纪末全球人口9亿,中国为3亿,占三分之一。印度居第二,人口1亿多。欧洲很少,西欧12个国家总共才1亿多,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二是GDP(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力量强弱的主要标志。在1820年,中国的GDP总值为2286亿国际元。全世界是7000亿国际元,中国的GDP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人口也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是相当的。三是GDP的增长速度。康雍乾时期的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1700—1820年的1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比西欧12国的GDP多增加了40%。这些统计的数据,我是从英国权威的经济统计专家麦迪森所著的《世界千年经济史》一书中获致,该书2003年出版。当然,麦迪森自己也说他书中的许多数据不是很精确,许多是估算的。有的是从比较中得来的,但我看这些统计都有一定的依据。我们自己没有做过类似的计算。我在犹豫这些数据能不能使用。这也是我向大家请教的一个问题。当时的统计很难做到精确,我们连当时全国多少土地、多少粮食产量都不太清楚。但我相信麦迪森的数据从总的来看,比较接近于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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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至18世纪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当时很小,几百万人口,18世纪才立国。俄国版图很大,但西伯利亚很荒芜,人烟稀少,是不毛之地。中国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经济规模大这一点。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同英国是大不相同的。英国当然是个小国,从GDP来看,远远不如中国。但它已经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已经拥有宪法和立宪政治,已经有了选举和法制,已经发展起科学技术,已经产生了像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它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大,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英国是一个如日东升的国家、兴盛的国家,散发着灿烂的光辉,而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虽然中国版图大,人口多,GDP总量大,但其开放的程度、对世界的认知水平、科技文化的水平、政治路线以及经济政策,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僵化、落后,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18世纪末的中国没有跨过近代化的门槛,已经是落日余晖,逐渐黯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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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中衰。经过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又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咸丰逃到了热河,北京陷落,圆明园被烧毁,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它虽是一个经济大国,却又是时代的落伍者,不能够持续发展,不能够持续前进。它的前途将会碰到困难、屈辱、悲惨。清朝的中衰包括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以及同治朝初年在内的长达7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农民起义,烽火连天,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以后还有很多教案,一直到义和团运动。19世纪这个世纪,是农民暴动的世纪,农民暴动遍及全国。世纪之初是白莲教起义,世纪之中是太平天国,世纪之末是义和团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到农民左右历史的巨大能量,农民人数最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分散落后,没有文化,但是它蕴藏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前一个世纪,即康雍乾盛世的辉煌,是建立在农民劳动的基础之上。后一个世纪,即19世纪,农民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当他们能勉强生活下去的时候,是沉默的,历史前台没有农民的声音。但一旦它爆发起来,就像火山喷发,大地震撼,破坏力极强,毁灭一切,有无比的威力。但由于农民本身分散落后的一些弱点,所以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前途。另外,在中衰时期,地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阶级里边分化出一批利用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地主,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组成湘淮军,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他们利用儒家的这套理论来整治这个国家,随后出现了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批地主阶级,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的潮流,用西方的文化进行调适,以此维护封建统治。通过搞洋务运动,分化出的湘淮军和洋务派,成为晚清政局的主要力量,成为晚清统治者的依靠。另外,外国侵略者很多,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入中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它们的策略手段是不一样的。各个时期,各个帝国主义都有不同的策略。它们实行合作政策,这个合作政策指的是什么呢?其中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国家与清朝合作,它不推翻清朝,不取而代之。当然,它也代替不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它是利用清朝来统治中国,所以支持清朝。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它立即转向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使得清朝脱离了危险的局面,能够继续地统治下去。这是合作的一方面,即中外的合作。另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许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侵略中国。在中国取得力量的平衡,取得力量的均势,以此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然这种力量的平衡、力量的均势,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下去。帝国主义本身的力量对比有变化,哪个国家力量增长快一点,哪个国家力量增长慢一点,力量的平衡逐渐就被破坏了。第一次力量均势的破坏是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战,日本战胜,在中国的力量开始膨胀。此后八国联军进行了整合,八个国家一起来对付中国。但不久,力量均衡又被破坏了,爆发了日俄战争。战胜的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进一步拓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多变的年代,社会力量都在迅速地组合分化,形成了历史上种种复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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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侵略,将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但也带来了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产生了几千年以来最根本的变化,催生了中国社会上新的近代化的因素。所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原生意义上的近代化,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发展到近代化,而是外国的侵略带来了外国的文化。外国文明的输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步到位的,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近代化的第一阶梯,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开始认识西方就是从船坚炮利开始,造军舰,造枪炮。此后学习西方的机器生产,开工厂,开矿山。而做到这些,需要人才。要翻译外国书籍,要有科技人员,要引进教育和科技,要有资本。器物层面的前进,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从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到电报局、铁路,都是逐步地前进。但是洋务运动搞了30年,磨磨蹭蹭,阻力非常大,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发生了几次大的争论。第一个是同文馆之争。同文馆要不要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讲了。第二个是招商局之争。招商局要不要开?出现贪污该怎么办?关于贪污这件事,顽固派多次借此阻挠,招商局险些被关闭,李鸿章坚持不答应。第三个是塞防、海防之争。当然这不属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论。这是洋务派内部之争,是湘淮军为了争夺资金分配的斗争。第四个是撤回留美学生之争。1872年由清朝派出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原定学习期限为15年,后来学了9年便被迫撤回。当时李鸿章、容闳等力主不要将留学生撤回中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写信给中国政府,建议不要撤回留美学生,中国政府坚决不听。在这些争论中,洋务派大多居于下风。顽固派都是气势汹汹,声势浩大,因为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同文馆在招生时,科举出身之人,无一报名。顽固派用纲常伦理和华夷之辨来指责和驳斥洋务派,洋务派无言以对。洋务派为什么无言以对?因为它本身的思想立场和顽固派如出一辙,都是从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对付外国的权宜之计,他们也认识不到中国最根本的国策、根本的传统价值观都要改变。这一点李鸿章他们也认识不到。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苛求他们能达到这个程度。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只能达到他自己的历史高度,不能够要求他什么事情都能做。所以,洋务派拿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来驳斥顽固派,整个社会基本上也是跟着顽固派走。更多的人理解洋务运动,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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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统势力的深厚,洋务运动30年成效很低。但是有个关键问题,即中国有一个近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开始。但是它的国情与中国不同,日本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它对外来文化不像中国那样排拒。它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并不固守义利之辨。所以它一开始学习西方,一下子就全盘西化。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成为它的根本国策。脱亚入欧是当时日本国人的共识。这一点和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国情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治理国策不同,步骤不同,措施不同,效果就不一样。因此日本不断地造轮船,不断地造军火,而且很快地开议会,搞选举,成立内阁,搞普及教育,等等。就在日本变化很大的时候,中国还在争论。铁路之争,达十年之久,一条铁路都没能修起来。后来,刘铭传在台湾修了一条较长一点的铁路,这已是中法战争之后而临近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的事情了。可见,中国的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速度慢而成效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和日本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亚洲国家要同时实现现代化,在当时绝无可能。在当时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两个国家想一道崛起,达到双赢,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要起来,必然要踩在中国的肩上,剥削中国,掠夺中国。同样中国要起来,日本也起不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跟今天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不一样。只能一个上升,一个趴下。由于中国洋务运动贻误了时机,酿成了后来的苦果。甲午一战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当然经过日俄战争后,日本发展更大了。甲午战败是个坏事,对中国当时刺激极大。中国损失极大,除了巨额赔款外,还被割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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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中往往也蕴藏着好的契机。中国本来受到3000年封建体制的束缚,麻木不仁,现在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败了,而且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鸦片战争以来40多年间,中国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个时候却真正地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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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爱国热情的高涨,甲午之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改革要求的高涨、革命运动的高涨全在此时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在器物层面上改革,而且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改革。改革越深入,反对的势力就越猖狂。结果后来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康梁逃亡,六君子被杀。当然,也有人说改革是否应该缓慢一点才好,是否应该等耐心地说服慈禧太后以后再行改革。我认为改革快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环境决定的。改革快慢的方案不是由康梁所能设计和驾驭了的,而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不是谁想好了,谁设计好了的。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社会上群情激愤。群众觉醒,要求大变、速变、快变。这是康有为的话,它代表当时社会的一种趋势,它反映了一种客观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求迅速变法和全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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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以后,维新运动被扼杀,社会发生反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本来义和团运动是民众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表现,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它具有反理性的一面,反对向西方学习,拆铁路,拆电线杆,滥杀无辜,杀所有的教士和教徒。而且和顽固派结合起来,与八个国家作战。八国联军进京,义和团运动失败,慈禧太后逃亡。义和团运动,再次证明了农民的重要性。在中国,农民是头等重要的力量。没有农民,中国什么事都做不成。但历史也证明,只有农民,没有其他阶级、其他力量的参与,农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什么事情都要弄糟。历史进入20世纪,西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清政府腐败透顶,倒行逆施,而洋人在重重地打击它之后,又将它扶植起来了,恢复它的统治。清政府的力量何在?威信何在?体面何在?这样的政府还能维持下去吗?当时清朝的统治失去了合理性、合法性。中国近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必然要进行政体改革,要改造政权。民众要求一个有效率的、有权威性的政府。中国近代化又进入到一个政治体制的层面,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一个客观的社会基础,即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空谈。社会上要出现一种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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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后实行新政,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实际上,她是实行了戊戌变法时提出的一些改革要求和一些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产生了绝大的影响。我简要地讲讲它所产生的几点影响。第一,科举制度废除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目标、方向,没有了上进之路和生活来源,他们该怎么办?这部分人中很多跑到日本去留学。1905—1906年都有上万人留学日本。成千上万名学生蜂拥到外国,这意味着什么呢?日本当时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革命党人已经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去日本留学的人,都是有文化的,有热情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很多人参加了革命党,这便培养了革命党。这是中国社会客观力量的变化。第二,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它的军事力量,改组军队,练新式军队,要招募有文化的年轻的士兵。这样就把一些知识分子都招进来,把一些革命分子都招进新军来了。中国军人都革命化了。这成为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又一个摇篮。第三,会党。由于农民、手工业者穷困破产,游民大量地增加。为了互助谋生,他们便组织成秘密会党。本来就有天地会、哥老会。于是会党力量大大增加,成为革命党的第三个摇篮。第四,地方绅商。他们都是地方有钱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组成商会。其中很多人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他们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但是他们对清政府也不满,不满它的保守、落后、僵化,要对它进行改革。绅商不是直接的革命党人。他们既是革命党人的竞争者,但在反对清政府方面又是革命党的同路人。清末新政加速了社会的变动,加速了社会结构和力量的变化,也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清政府无意之中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孙中山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趋势,站在历史的前头,才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做出了推翻专制主义制度的伟大功勋。当初革命党和立宪派竞争,但革命胜利了而立宪没有成功,原因何在?因为中国激烈的社会变动将强烈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力量推上了前台,而把要求缓进的力量边缘化。要求缓进者不能够主导历史的潮流,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革命的成功,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预先谋划的,而主要是客观的形势造就的。水到渠成,革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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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单地复述了一遍从清朝开国到清朝灭亡的这段历史,很简略,不免挂一漏万。在其他场合,我也多次地讲述这个想法。我想把这条线贯穿到我们的通纪里边,行不行,请教大家。我主要是想谈谈清朝的“兴、盛、衰、亡”。它兴到什么程度?它的兴对当时中国有何意义?没有少数民族——满族,没有与蒙古族的联合,没有清朝的入关,没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中国是统一不了的。靠汉族统一是不行的。汉族没有这种民族意志。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康熙皇帝派汉官去参加谈判,汉官都告病不去。第一次出发还有两个汉官,第二次没有汉官去。这些汉官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儒家的基本教义。因而汉人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唯有少数民族能实现,而少数民族只有满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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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它的兴。它兴在什么地方?它兴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能兴?第二阶段是它的盛。它为什么能够盛?盛到什么状况?其鼎盛时期的经济能养活四亿人口,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能做到这点?第三阶段是衰,它为什么会衰?是怎么衰落下去的?总体上是由于国内外的矛盾交织而起的作用。衰的时候,它挣扎,它自救,力图拯救危机,但屡次丧失时机,终未成功。丧失时机,是最大的失败!时机,一去不复返!等到日本起来了,你再想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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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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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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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论康雍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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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论康雍乾盛世”。康雍乾时期,一共有134年。从康熙1662年继位,到乾隆1795年退位,一共是134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时间很长,历史内容非常丰富,人物事迹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我只能非常概括、非常简略地谈一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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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雍乾时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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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大,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国家的统一大大地巩固、大大地加强,所以形成了康雍乾盛世。我个人的估计,康雍乾时期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这和传统的估计不同。康雍乾时期134年里,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比得上。我们常说中国最繁荣的是汉朝、唐朝,但是我认为康雍乾时期发展的高度要远远超过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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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衡量国家实力、国家发展的主要标志。康雍乾时期,到乾隆时候,18世纪末,中国的人口达到3亿,这是有正式的人口统计的。中国从乾隆初年,就开始有比较正规、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到乾隆末是3亿人,到道光时是4亿人。我们以往说的4万万同胞,就是道光时的数目,鸦片战争时我们中国有4亿人。耕地面积,在乾隆时有10.5亿亩,粮食生产有2040亿斤,当然这都是估计的数字,很难有准确的数字。这种生产规模、生产总量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经济水平,能够生产养活3亿人口的粮食。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从汉代以来就有记录,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人口数字最高是7000多万人,记录在案的,宋朝、明朝达到了7000多万,也有人估计实际数目可能还多点,有人估计达到1亿以上了。即使是1亿以上,比起乾隆时期的3亿还是差得很远了。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就要吃多少粮食,3亿人必须有能够维持这样多人口的粮食生产,它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因此农业生产必然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如果说是1亿人的话,也要超过3倍,农业生产必须要超过3倍,才能养活3亿人。因此我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数量最高的时期,应该说它的经济发展是最高的。从横向来比较,跟全世界来比较,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是9亿人,中国占了3亿,9亿人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地区,当时像欧洲最先进的英国,18世纪只有1600万人,跟中国比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比;法国才2800万人,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美国就更少,400万人。当时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人口超过1亿,一个是我们中国,3亿,另一个是印度,1.4亿。所以中国的粮食生产当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的,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很高。当时有个英国农学家叫巴罗,18世纪末跟随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到中国来。他考察了当时的中国农业,认为当时中国农业技术水平是很高的。他说在中国播种1粒麦种可以收获15粒,而英国当时在欧洲是农业水平最高的国家,播种1粒麦种只能收获10粒。因此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法国学者谢和奈在《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里说,18世纪中国的农业达到了发展的高峰,由于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产量之高,中国农业在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是历史上最科学、最发达的农业,所以中国农业在全世界产量最高、最多。因为它要养活3亿人,养活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必然是产的粮食最多。康雍乾盛世在手工业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高的,像棉布、布匹。苏南的布匹是行销全国的,衣被天下,而且还对外出口。当时南京的布是对外出口的。另外丝绸、丝织业发展也非常高,苏州、杭州、南京、广东、四川已经产生了手工工场,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康雍乾时期的材料就很多了,最典型的是道光时期的材料,说是南京的丝织机户,私营的丝织资本家,有的拥有五六百张丝织机,可能雇佣的工人就有一两千人。在采矿业方面,全国的煤矿很多。北京西郊,就是现在的门头沟、房山这一带小煤窑非常多,乾隆的档案里面就提到了西山一带的小煤窑有273处之多。当时北京城里都烧煤。云南的铜矿规模很大,因为国家制币,就是用的铜钱,需求量非常大,由国家借给资本来开采。全省的手工产铜的工人和他们的附属者,还有小商小贩,一共有几十万人,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大的矿产规模。手工业方面,中国可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这本书里说,1750年,乾隆中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8%,将近三分之一。而当时全欧洲只占23.2%,比中国少得多,英、法、德、俄、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等整个欧洲,才占23.2%。所以康雍乾时期在手工业方面,中国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中国地方大,工业总产值是很高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被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国家赶上了,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到1890年中国就从32%跌落到只占6.2%,150年的时间跌落得这么快,而欧洲上升到62%。可见19世纪,一个世纪里,中外企业竞争激烈,发展速度悬殊,差距迅速地扩大,中国经济力量一落千丈。另外市场贸易方面,中国在乾隆后期工农业贸易总值大约有4.5亿两,主要是国内贸易,国外贸易很少。而英国主要是国外贸易,英国在1792年,相当于乾隆后期,已经是全球性的贸易大国,它的海外贸易总值折合中国银两1.7亿两,比中国少三分之一。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程度,中国也是最高的。中国6个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四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所以中国大城市的数目也是最多的。从经济上来说,康雍乾时期的中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比不上的,而且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是经济上的状况。政治上,康雍乾时期也有很多成就,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巩固了中国的统一,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现在中国的版图。中国现在的版图,960多万平方千米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所以我们是继承了康雍乾时代的遗产。我们看看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中国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呢?清朝入关以后,它就占领了北京、北京附近、华北地区、黄河流域。而南方长江以南是南明,明朝的残余势力。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打了18年,平定了南明,统一了南中国。接着就是吴三桂等三藩割据,整个长江以南都是他们的,一直打到四川、甘肃。当时清朝也是岌岌可危,三藩之中吴三桂兵强马壮,很强大。而台湾在郑成功收复以后,郑氏集团也没有统一在清朝的中央管辖之下,所以南方在康熙以前是割据的局面。北方主要是蒙古势力,当时的蒙古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喀尔喀蒙古,就是现在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是一部分,这是漠北蒙古。另外是漠南蒙古,是我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有一部分是西蒙古,是在现在的新疆。当年新疆地区,特别是北疆,主要是蒙古人,现在好多是汉人、哈萨克人、维吾尔人,蒙古族反而少了。当年的新疆是准噶尔蒙古最为强大,它的军队曾经打喀尔喀,把整个外蒙古都给吞并了。一支军队打到黑龙江,还往南打到热河,就是围场这一带。另外青海也在它的控制之下。西藏因为宗教原因,也受准噶尔的影响,因为准噶尔蒙古跟达赖喇嘛的关系非常好。往西其势力扩大到哈萨克,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都在它的控制之下,维吾尔当时已经被它征服,所以准噶尔的势力非常大,它占领的地方比清朝占领的还广大。当时康熙统一中国的最大的劲敌是准噶尔,《康熙王朝》电影里不是说平准噶尔吗?确实如此,康雍乾时期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准噶尔蒙古。三朝经过七八十年的战争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才能谈得到中国的统一,要不然究竟是谁来入主中国还很难说,最后是康雍乾胜利了。经过70年的战争,战争过程很复杂,是长期激烈的斗争。康熙统一了南方以后(那是在康熙二十多年的时候),北方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俄罗斯的入侵,俄军越过了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因为西伯利亚基本是无人地区,人很少。它派几十个哥萨克往东如入无人之境,半个世纪就扩张到了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又往南窜入黑龙江,在黑龙江许多地方建立据点威胁中国。另一个是准噶尔问题,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俄罗斯人少,它要从欧洲过来,往往100人、200人,几百个人。准部的根据地是在伊犁,与现在的伊犁距离较近,它控制的地方非常大,它自己本部有60万人口,全民皆兵,战斗力很强。当康熙解决了三藩之乱,平定三藩,又解决了台湾问题,收复台湾后,立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跟俄罗斯在黑龙江打了两次仗,打败了俄罗斯,然后进行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东边的划界问题。按照当年的《尼布楚条约》,我们的地方很大,后来到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又把中国10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割掉了,割去的领土相当于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当然,这是后话。康熙解决了俄罗斯的问题,把准噶尔锋芒遏制住了。但是康熙没有完全解决准噶尔问题,因为当时要出兵到新疆,困难程度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当时也没汽车、没飞机、没火车,军队都要步行,要带粮食,粮食的运输是个大问题。当年打仗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后勤问题,后勤供应不上,所以康熙没有完全解决准噶尔问题。到乾隆的时候,一方面国力更强大了,另一方面准噶尔内讧。所以乾隆是乘虚而入,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收复了伊犁,真正地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打败了准噶尔,西藏才归复中国。康雍乾时期,完成这样一件事情,花了七八十年的时间,也就是打仗打了七八十年的时间,当然是断断续续,这是个很大的功绩。没有这一段,没有康雍乾这个时期的统一,那么不久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肯定是要分崩离析的,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不会有现在中国这样一个56个民族的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到后来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我们各个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对付侵略者。如果还像康熙以前,南方和西北都是割据的势力,那帝国主义进来以后很容易地就把中国肢解了。但是经过了康雍乾时期,经过了统一,把各个民族凝聚起来,帝国主义侵略进来,我们才有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康雍乾时期对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毛主席、周总理都多次提到我们是靠着康熙、乾隆吃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靠那个时代的遗产,历史的遗产。这是第一个问题,康雍乾时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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