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81205 下面讲中衰。经过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又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咸丰逃到了热河，北京陷落，圆明园被烧毁，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它虽是一个经济大国，却又是时代的落伍者，不能够持续发展，不能够持续前进。它的前途将会碰到困难、屈辱、悲惨。清朝的中衰包括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以及同治朝初年在内的长达7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农民起义，烽火连天，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以后还有很多教案，一直到义和团运动。19世纪这个世纪，是农民暴动的世纪，农民暴动遍及全国。世纪之初是白莲教起义，世纪之中是太平天国，世纪之末是义和团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到农民左右历史的巨大能量，农民人数最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分散落后，没有文化，但是它蕴藏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前一个世纪，即康雍乾盛世的辉煌，是建立在农民劳动的基础之上。后一个世纪，即19世纪，农民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当他们能勉强生活下去的时候，是沉默的，历史前台没有农民的声音。但一旦它爆发起来，就像火山喷发，大地震撼，破坏力极强，毁灭一切，有无比的威力。但由于农民本身分散落后的一些弱点，所以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前途。另外，在中衰时期，地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阶级里边分化出一批利用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地主，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组成湘淮军，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他们利用儒家的这套理论来整治这个国家，随后出现了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批地主阶级，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的潮流，用西方的文化进行调适，以此维护封建统治。通过搞洋务运动，分化出的湘淮军和洋务派，成为晚清政局的主要力量，成为晚清统治者的依靠。另外，外国侵略者很多，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入中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它们的策略手段是不一样的。各个时期，各个帝国主义都有不同的策略。它们实行合作政策，这个合作政策指的是什么呢？其中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国家与清朝合作，它不推翻清朝，不取而代之。当然，它也代替不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它是利用清朝来统治中国，所以支持清朝。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它立即转向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使得清朝脱离了危险的局面，能够继续地统治下去。这是合作的一方面，即中外的合作。另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许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侵略中国。在中国取得力量的平衡，取得力量的均势，以此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然这种力量的平衡、力量的均势，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下去。帝国主义本身的力量对比有变化，哪个国家力量增长快一点，哪个国家力量增长慢一点，力量的平衡逐渐就被破坏了。第一次力量均势的破坏是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战，日本战胜，在中国的力量开始膨胀。此后八国联军进行了整合，八个国家一起来对付中国。但不久，力量均衡又被破坏了，爆发了日俄战争。战胜的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进一步拓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多变的年代，社会力量都在迅速地组合分化，形成了历史上种种复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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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07 外国的侵略，将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但也带来了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产生了几千年以来最根本的变化，催生了中国社会上新的近代化的因素。所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原生意义上的近代化，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发展到近代化，而是外国的侵略带来了外国的文化。外国文明的输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步到位的，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近代化的第一阶梯，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开始认识西方就是从船坚炮利开始，造军舰，造枪炮。此后学习西方的机器生产，开工厂，开矿山。而做到这些，需要人才。要翻译外国书籍，要有科技人员，要引进教育和科技，要有资本。器物层面的前进，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从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到电报局、铁路，都是逐步地前进。但是洋务运动搞了30年，磨磨蹭蹭，阻力非常大，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发生了几次大的争论。第一个是同文馆之争。同文馆要不要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讲了。第二个是招商局之争。招商局要不要开？出现贪污该怎么办？关于贪污这件事，顽固派多次借此阻挠，招商局险些被关闭，李鸿章坚持不答应。第三个是塞防、海防之争。当然这不属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论。这是洋务派内部之争，是湘淮军为了争夺资金分配的斗争。第四个是撤回留美学生之争。1872年由清朝派出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原定学习期限为15年，后来学了9年便被迫撤回。当时李鸿章、容闳等力主不要将留学生撤回中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写信给中国政府，建议不要撤回留美学生，中国政府坚决不听。在这些争论中，洋务派大多居于下风。顽固派都是气势汹汹，声势浩大，因为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同文馆在招生时，科举出身之人，无一报名。顽固派用纲常伦理和华夷之辨来指责和驳斥洋务派，洋务派无言以对。洋务派为什么无言以对？因为它本身的思想立场和顽固派如出一辙，都是从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对付外国的权宜之计，他们也认识不到中国最根本的国策、根本的传统价值观都要改变。这一点李鸿章他们也认识不到。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苛求他们能达到这个程度。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只能达到他自己的历史高度，不能够要求他什么事情都能做。所以，洋务派拿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来驳斥顽固派，整个社会基本上也是跟着顽固派走。更多的人理解洋务运动，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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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09 由于传统势力的深厚，洋务运动30年成效很低。但是有个关键问题，即中国有一个近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开始。但是它的国情与中国不同，日本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它对外来文化不像中国那样排拒。它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并不固守义利之辨。所以它一开始学习西方，一下子就全盘西化。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成为它的根本国策。脱亚入欧是当时日本国人的共识。这一点和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国情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治理国策不同，步骤不同，措施不同，效果就不一样。因此日本不断地造轮船，不断地造军火，而且很快地开议会，搞选举，成立内阁，搞普及教育，等等。就在日本变化很大的时候，中国还在争论。铁路之争，达十年之久，一条铁路都没能修起来。后来，刘铭传在台湾修了一条较长一点的铁路，这已是中法战争之后而临近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的事情了。可见，中国的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速度慢而成效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和日本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亚洲国家要同时实现现代化，在当时绝无可能。在当时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两个国家想一道崛起，达到双赢，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要起来，必然要踩在中国的肩上，剥削中国，掠夺中国。同样中国要起来，日本也起不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跟今天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不一样。只能一个上升，一个趴下。由于中国洋务运动贻误了时机，酿成了后来的苦果。甲午一战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当然经过日俄战争后，日本发展更大了。甲午战败是个坏事，对中国当时刺激极大。中国损失极大，除了巨额赔款外，还被割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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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11 坏事中往往也蕴藏着好的契机。中国本来受到3000年封建体制的束缚，麻木不仁，现在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败了，而且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鸦片战争以来40多年间，中国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个时候却真正地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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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13 近代爱国热情的高涨，甲午之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改革要求的高涨、革命运动的高涨全在此时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在器物层面上改革，而且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改革。改革越深入，反对的势力就越猖狂。结果后来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康梁逃亡，六君子被杀。当然，也有人说改革是否应该缓慢一点才好，是否应该等耐心地说服慈禧太后以后再行改革。我认为改革快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环境决定的。改革快慢的方案不是由康梁所能设计和驾驭了的，而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不是谁想好了，谁设计好了的。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社会上群情激愤。群众觉醒，要求大变、速变、快变。这是康有为的话，它代表当时社会的一种趋势，它反映了一种客观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求迅速变法和全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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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15 戊戌政变以后，维新运动被扼杀，社会发生反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本来义和团运动是民众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表现，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它具有反理性的一面，反对向西方学习，拆铁路，拆电线杆，滥杀无辜，杀所有的教士和教徒。而且和顽固派结合起来，与八个国家作战。八国联军进京，义和团运动失败，慈禧太后逃亡。义和团运动，再次证明了农民的重要性。在中国，农民是头等重要的力量。没有农民，中国什么事都做不成。但历史也证明，只有农民，没有其他阶级、其他力量的参与，农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什么事情都要弄糟。历史进入20世纪，西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清政府腐败透顶，倒行逆施，而洋人在重重地打击它之后，又将它扶植起来了，恢复它的统治。清政府的力量何在？威信何在？体面何在？这样的政府还能维持下去吗？当时清朝的统治失去了合理性、合法性。中国近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必然要进行政体改革，要改造政权。民众要求一个有效率的、有权威性的政府。中国近代化又进入到一个政治体制的层面，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一个客观的社会基础，即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空谈。社会上要出现一种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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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17 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后实行新政，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实际上，她是实行了戊戌变法时提出的一些改革要求和一些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产生了绝大的影响。我简要地讲讲它所产生的几点影响。第一，科举制度废除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目标、方向，没有了上进之路和生活来源，他们该怎么办？这部分人中很多跑到日本去留学。1905—1906年都有上万人留学日本。成千上万名学生蜂拥到外国，这意味着什么呢？日本当时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革命党人已经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去日本留学的人，都是有文化的，有热情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很多人参加了革命党，这便培养了革命党。这是中国社会客观力量的变化。第二，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它的军事力量，改组军队，练新式军队，要招募有文化的年轻的士兵。这样就把一些知识分子都招进来，把一些革命分子都招进新军来了。中国军人都革命化了。这成为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又一个摇篮。第三，会党。由于农民、手工业者穷困破产，游民大量地增加。为了互助谋生，他们便组织成秘密会党。本来就有天地会、哥老会。于是会党力量大大增加，成为革命党的第三个摇篮。第四，地方绅商。他们都是地方有钱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组成商会。其中很多人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他们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但是他们对清政府也不满，不满它的保守、落后、僵化，要对它进行改革。绅商不是直接的革命党人。他们既是革命党人的竞争者，但在反对清政府方面又是革命党的同路人。清末新政加速了社会的变动，加速了社会结构和力量的变化，也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清政府无意之中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孙中山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趋势，站在历史的前头，才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做出了推翻专制主义制度的伟大功勋。当初革命党和立宪派竞争，但革命胜利了而立宪没有成功，原因何在？因为中国激烈的社会变动将强烈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力量推上了前台，而把要求缓进的力量边缘化。要求缓进者不能够主导历史的潮流，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革命的成功，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预先谋划的，而主要是客观的形势造就的。水到渠成，革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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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19 我简单地复述了一遍从清朝开国到清朝灭亡的这段历史，很简略，不免挂一漏万。在其他场合，我也多次地讲述这个想法。我想把这条线贯穿到我们的通纪里边，行不行，请教大家。我主要是想谈谈清朝的“兴、盛、衰、亡”。它兴到什么程度？它的兴对当时中国有何意义？没有少数民族——满族，没有与蒙古族的联合，没有清朝的入关，没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中国是统一不了的。靠汉族统一是不行的。汉族没有这种民族意志。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康熙皇帝派汉官去参加谈判，汉官都告病不去。第一次出发还有两个汉官，第二次没有汉官去。这些汉官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儒家的基本教义。因而汉人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唯有少数民族能实现，而少数民族只有满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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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21 第一阶段是它的兴。它兴在什么地方？它兴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能兴？第二阶段是它的盛。它为什么能够盛？盛到什么状况？其鼎盛时期的经济能养活四亿人口，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能做到这点？第三阶段是衰，它为什么会衰？是怎么衰落下去的？总体上是由于国内外的矛盾交织而起的作用。衰的时候，它挣扎，它自救，力图拯救危机，但屡次丧失时机，终未成功。丧失时机，是最大的失败！时机，一去不复返！等到日本起来了，你再想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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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23 200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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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25 （《涓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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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30 清史寻踪 [:1706880860]

1706881231 清史寻踪 论康雍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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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33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论康雍乾盛世”。康雍乾时期，一共有134年。从康熙1662年继位，到乾隆1795年退位，一共是134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时间很长，历史内容非常丰富，人物事迹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我只能非常概括、非常简略地谈一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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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35 一、康雍乾时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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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37 康雍乾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大，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国家的统一大大地巩固、大大地加强，所以形成了康雍乾盛世。我个人的估计，康雍乾时期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这和传统的估计不同。康雍乾时期134年里，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比得上。我们常说中国最繁荣的是汉朝、唐朝，但是我认为康雍乾时期发展的高度要远远超过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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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39 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衡量国家实力、国家发展的主要标志。康雍乾时期，到乾隆时候，18世纪末，中国的人口达到3亿，这是有正式的人口统计的。中国从乾隆初年，就开始有比较正规、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到乾隆末是3亿人，到道光时是4亿人。我们以往说的4万万同胞，就是道光时的数目，鸦片战争时我们中国有4亿人。耕地面积，在乾隆时有10.5亿亩，粮食生产有2040亿斤，当然这都是估计的数字，很难有准确的数字。这种生产规模、生产总量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经济水平，能够生产养活3亿人口的粮食。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从汉代以来就有记录，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人口数字最高是7000多万人，记录在案的，宋朝、明朝达到了7000多万，也有人估计实际数目可能还多点，有人估计达到1亿以上了。即使是1亿以上，比起乾隆时期的3亿还是差得很远了。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就要吃多少粮食，3亿人必须有能够维持这样多人口的粮食生产，它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因此农业生产必然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如果说是1亿人的话，也要超过3倍，农业生产必须要超过3倍，才能养活3亿人。因此我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数量最高的时期，应该说它的经济发展是最高的。从横向来比较，跟全世界来比较，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是9亿人，中国占了3亿，9亿人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地区，当时像欧洲最先进的英国，18世纪只有1600万人，跟中国比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比；法国才2800万人，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美国就更少，400万人。当时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人口超过1亿，一个是我们中国，3亿，另一个是印度，1.4亿。所以中国的粮食生产当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的，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很高。当时有个英国农学家叫巴罗，18世纪末跟随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到中国来。他考察了当时的中国农业，认为当时中国农业技术水平是很高的。他说在中国播种1粒麦种可以收获15粒，而英国当时在欧洲是农业水平最高的国家，播种1粒麦种只能收获10粒。因此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法国学者谢和奈在《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里说，18世纪中国的农业达到了发展的高峰，由于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产量之高，中国农业在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是历史上最科学、最发达的农业，所以中国农业在全世界产量最高、最多。因为它要养活3亿人，养活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必然是产的粮食最多。康雍乾盛世在手工业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高的，像棉布、布匹。苏南的布匹是行销全国的，衣被天下，而且还对外出口。当时南京的布是对外出口的。另外丝绸、丝织业发展也非常高，苏州、杭州、南京、广东、四川已经产生了手工工场，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康雍乾时期的材料就很多了，最典型的是道光时期的材料，说是南京的丝织机户，私营的丝织资本家，有的拥有五六百张丝织机，可能雇佣的工人就有一两千人。在采矿业方面，全国的煤矿很多。北京西郊，就是现在的门头沟、房山这一带小煤窑非常多，乾隆的档案里面就提到了西山一带的小煤窑有273处之多。当时北京城里都烧煤。云南的铜矿规模很大，因为国家制币，就是用的铜钱，需求量非常大，由国家借给资本来开采。全省的手工产铜的工人和他们的附属者，还有小商小贩，一共有几十万人，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大的矿产规模。手工业方面，中国可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这本书里说，1750年，乾隆中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8％，将近三分之一。而当时全欧洲只占23.2％，比中国少得多，英、法、德、俄、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等整个欧洲，才占23.2％。所以康雍乾时期在手工业方面，中国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中国地方大，工业总产值是很高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被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国家赶上了，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到1890年中国就从32％跌落到只占6.2％，150年的时间跌落得这么快，而欧洲上升到62％。可见19世纪，一个世纪里，中外企业竞争激烈，发展速度悬殊，差距迅速地扩大，中国经济力量一落千丈。另外市场贸易方面，中国在乾隆后期工农业贸易总值大约有4.5亿两，主要是国内贸易，国外贸易很少。而英国主要是国外贸易，英国在1792年，相当于乾隆后期，已经是全球性的贸易大国，它的海外贸易总值折合中国银两1.7亿两，比中国少三分之一。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程度，中国也是最高的。中国6个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四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所以中国大城市的数目也是最多的。从经济上来说，康雍乾时期的中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比不上的，而且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是经济上的状况。政治上，康雍乾时期也有很多成就，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巩固了中国的统一，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现在中国的版图。中国现在的版图，960多万平方千米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所以我们是继承了康雍乾时代的遗产。我们看看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中国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呢？清朝入关以后，它就占领了北京、北京附近、华北地区、黄河流域。而南方长江以南是南明，明朝的残余势力。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打了18年，平定了南明，统一了南中国。接着就是吴三桂等三藩割据，整个长江以南都是他们的，一直打到四川、甘肃。当时清朝也是岌岌可危，三藩之中吴三桂兵强马壮，很强大。而台湾在郑成功收复以后，郑氏集团也没有统一在清朝的中央管辖之下，所以南方在康熙以前是割据的局面。北方主要是蒙古势力，当时的蒙古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喀尔喀蒙古，就是现在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是一部分，这是漠北蒙古。另外是漠南蒙古，是我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有一部分是西蒙古，是在现在的新疆。当年新疆地区，特别是北疆，主要是蒙古人，现在好多是汉人、哈萨克人、维吾尔人，蒙古族反而少了。当年的新疆是准噶尔蒙古最为强大，它的军队曾经打喀尔喀，把整个外蒙古都给吞并了。一支军队打到黑龙江，还往南打到热河，就是围场这一带。另外青海也在它的控制之下。西藏因为宗教原因，也受准噶尔的影响，因为准噶尔蒙古跟达赖喇嘛的关系非常好。往西其势力扩大到哈萨克，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都在它的控制之下，维吾尔当时已经被它征服，所以准噶尔的势力非常大，它占领的地方比清朝占领的还广大。当时康熙统一中国的最大的劲敌是准噶尔，《康熙王朝》电影里不是说平准噶尔吗？确实如此，康雍乾时期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准噶尔蒙古。三朝经过七八十年的战争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才能谈得到中国的统一，要不然究竟是谁来入主中国还很难说，最后是康雍乾胜利了。经过70年的战争，战争过程很复杂，是长期激烈的斗争。康熙统一了南方以后（那是在康熙二十多年的时候），北方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俄罗斯的入侵，俄军越过了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因为西伯利亚基本是无人地区，人很少。它派几十个哥萨克往东如入无人之境，半个世纪就扩张到了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又往南窜入黑龙江，在黑龙江许多地方建立据点威胁中国。另一个是准噶尔问题，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俄罗斯人少，它要从欧洲过来，往往100人、200人，几百个人。准部的根据地是在伊犁，与现在的伊犁距离较近，它控制的地方非常大，它自己本部有60万人口，全民皆兵，战斗力很强。当康熙解决了三藩之乱，平定三藩，又解决了台湾问题，收复台湾后，立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跟俄罗斯在黑龙江打了两次仗，打败了俄罗斯，然后进行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东边的划界问题。按照当年的《尼布楚条约》，我们的地方很大，后来到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又把中国10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割掉了，割去的领土相当于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当然，这是后话。康熙解决了俄罗斯的问题，把准噶尔锋芒遏制住了。但是康熙没有完全解决准噶尔问题，因为当时要出兵到新疆，困难程度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当时也没汽车、没飞机、没火车，军队都要步行，要带粮食，粮食的运输是个大问题。当年打仗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后勤问题，后勤供应不上，所以康熙没有完全解决准噶尔问题。到乾隆的时候，一方面国力更强大了，另一方面准噶尔内讧。所以乾隆是乘虚而入，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收复了伊犁，真正地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打败了准噶尔，西藏才归复中国。康雍乾时期，完成这样一件事情，花了七八十年的时间，也就是打仗打了七八十年的时间，当然是断断续续，这是个很大的功绩。没有这一段，没有康雍乾这个时期的统一，那么不久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肯定是要分崩离析的，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不会有现在中国这样一个56个民族的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到后来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我们各个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对付侵略者。如果还像康熙以前，南方和西北都是割据的势力，那帝国主义进来以后很容易地就把中国肢解了。但是经过了康雍乾时期，经过了统一，把各个民族凝聚起来，帝国主义侵略进来，我们才有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康雍乾时期对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毛主席、周总理都多次提到我们是靠着康熙、乾隆吃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靠那个时代的遗产，历史的遗产。这是第一个问题，康雍乾时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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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41 二、康雍乾时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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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43 明清之际，长期战乱，从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到明清之间的战争，经过几十年的战火，中国的经济破坏、人民流亡、人口减员、土地荒芜，非常严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几千万了。经过这一段以后人口大量减员，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人心思治，那个时候老百姓想的就是不要打仗了，赶快过太平日子，渴望有个安定的环境。所以康熙在平定三藩以后，虽然继续跟准噶尔作战，但都是在边疆地区作战，中原地区100多年没有战争，这对中国、对康雍乾时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00多年太平，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这么长时间的安定局面，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刚才我讲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康雍乾三朝的政策又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适应人民的要求，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康雍乾三个皇帝都是比较英明的，首先一条是清朝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比汉族要落后。它的文化、它的经济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但是它肯于学习、善于学习汉族的先进制度，吸收先进的文明，这跟元朝不一样。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居处迁徙不定，曾想把整个中原地区都变成牧场，那样就不行。清朝虽然进关后也实行了一些野蛮的制度，像圈地，这表现了满族的落后的东西，但是圈地很快停止了。它在农业方面奖励垦荒，开垦荒地。因为当时人死得很多，大量减员，荒地很多。奖励垦荒，规定开垦荒地，凡没有种子的给你种子，没有耕牛的借给你耕牛，没有房屋的给你盖房子。而且免科，就是免田赋。10年之内免科，或者6年之内免科。就是10年不交税，6年不交税。地方官在当地垦荒有成绩的，可以升官。实行更名田。什么叫更名田呢？就是明朝的藩王占地非常多，明朝皇帝的子孙一个一个都分封在各个地方，福王、桂王、唐王等许多王，分封到一个地方就占老百姓的地，所以皇室占地很多。在明清之乱以后，这些藩王死的死、逃的逃，这些地成为无主地，政府就把这些地都分给老百姓，分给原来种这些地的佃户，作为他们自己的产业。全国的这类土地很多，实行更名田等于是土地改革，把大量土地都分到老百姓手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很有作用。另一个在水利方面，清朝特别重视水利，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运河、浙江的海塘，这几个工程，都很巨大。黄河因为在明清两代经常决口，危害非常大。康熙年轻的时候就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一件是三藩；一件是河务，河务就是黄河的事情；一件是通漕，通漕运，漕运是运河的事情，就是要把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方，供北京官吏士兵食用。康熙命人把这三件事写在宫里的柱子上，每天都看，其中两件是关于水利的：通漕、河务，河务是黄河与淮河，通漕是运河。还有一个是三藩，吴三桂，这三件事念念不忘，来提醒自己要抓这些大事情。他重用靳辅，这个人是个水利专家，他长期在黄河流域工作，积累了很多治河的经验，在他的治理下，很有成效，达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不让其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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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45 “水归故道”就是黄河的水回到原来的河道里边去，“漕运无阻”就是运河里边运的漕粮没有阻滞。雍正、乾隆时候继续大力地治河，在水利方面花的钱非常多，有的时候一年的河工费用，数量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就是拿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来治理河流、水利。各地方修建的各种小型的水利工程也很多，江南地区、四川地区，以及陕西都在挖井，挖了几万口井。由于大搞水利，所以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另外，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分关键的措施就是推广农业高产作物，推广种白薯、种玉米、种花生，这几样东西是新作物，都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引进的，是美洲的土产，在明末传到中国来了，但是没有推广，还没有很普遍。到了康雍乾的时候大量推广高产作物，这些作物的优点一个是产量高，种小麦一亩只能收100斤、200斤，而种白薯、玉米，可以收上千斤、几千斤，产量高了。另外这种作物耐旱，土质也不要求非常高，而且适于在山区种植，所以粮食产量大大地增加。刚才我说能养活3亿人口，可能不推广这种高产作物，就到不了3亿人口、4亿人口，这是很重要的。乾隆对推广高产作物是非常热心的，下了好几次谕旨要种白薯。福建有个老人叫陈世元，到全国各地去推广白薯种植方法，指导如何育秧成活，很感动人。重视农业还表现在大规模地移民，就是从中原人口密集的地区向边疆空旷的地区移民，主要是向东北、台湾、蒙古、新疆、西南移民。过去这些地方是地广人稀。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才十几万人，康熙收复时也不到20万人，到200年以后就发展到了200万人，增加十倍，主要是从闽南移民去的。东北原来也是地广人稀，沈阳、铁岭、开原以北全部是森林。当年外国传教士张诚跟着康熙到东北去，据他记载，一过铁岭、开原，没有城市，没有人，只看见森林、沼泽、野兽，现在全是农业。康雍乾时期，虽然那个地方名义是封禁的，是禁区，因为那是清朝龙兴之地，清朝发祥之地，但清朝政府仍然采取鼓励移民的态度，所以老百姓自发地往东北跑。所以穷人有一句话叫作“闯关东”，穷人没有办法活了，在关内地少人多，就跑到东北去，所以现在东北人原籍都是山东、河北的。另外到内蒙古去，去内蒙古叫作“走西口”，这都是穷人往边疆移民。明朝时内蒙古没有汉人，现在汉人人数超过蒙古人。当年新疆一个汉人都没有，现在乌鲁木齐这一带包括伊犁有许多汉人。随着汉人的移居，这个地方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原来都是游牧民族，现在游牧跟农耕相杂，半农半牧，这些都是在康雍乾时期开始改变的，边疆地区发展也是在这个时候。还有西南实行改土归流，雍正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把西南地区土司全部改成州、县，跟内地一样。原来都是土司，土司是世袭的，朝廷没办法改变他的世袭，它是个独立王国。雍正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制度取消，全部由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样很多老百姓，湖南的、湖北的、四川的老百姓往西南移动，因此西南的农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是农业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另外还有赋税制度改革，清朝的赋税制度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地丁合一。地丁合一就是把土地税跟丁口税合在一起，按照土地多少来征收。这个地丁合一变化过程很复杂、很漫长，简单地说就是取消了丁口税、人头税。古代有一个人就要征一个人的税，现在你生的人多少跟赋税没关系，你占土地多少就纳多少赋税。这个政策对老百姓来讲是件好事，穷人人多可以不纳税，富人人少但占土地多，得多纳税，就是取消了人头税，而且永不加赋。清朝有个祖制，永远不增加赋税，规定了多少，以后永远按照这个税额不再增加税收。当然执行过程中有种种变形，那是另外的事。还有经常减免赋税，清朝康雍乾时期，减免赋税特别多。康熙在位前40年一共减免了9000万两赋税，9000万两赋税相当于当时全国三年的收入，当时每年大约有3000多万两银子收入，也就是说全国的国库收入将近三年免掉了。乾隆免税更多，乾隆一共在位60年，其中有四年不收赋税，普免钱粮，一年的赋税整个不收。除了这四年普免钱粮，另外零零碎碎免钱粮的，或者因为灾荒免钱粮的很多。就这样国库钱还很多，乾隆晚年国库的存银有7000万两，7000万两相当于两年的国库收入，就是两年不收税也没关系，存了这么多的银子。所以乾隆经常说，我库里的钱太多，用不完怎么办？他愁用不完，他也没有现代的工程投资，也不能开工厂，也不能造铁路，没有投资干什么呢？他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修城，各地方修很多城池。另外造宫殿，圆明园、避暑山庄，北京的市政建设、街道、庙宇、衙署，等等。他是以工代赈，和历史上的大兴土木有很大的区别。古代的大兴土木是无偿地服劳役，大家去做工，不给钱的。乾隆是雇人，出工钱，老百姓受惠。所以对大兴土木还要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大兴土木都一样的。还有搞河工，黄河工程、运河工程，都是巨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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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47 清朝政治上还有一个很成功的政策，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满族入关以后对西北用兵，跟准噶尔打仗，用军事力量来平定割据势力，这完全是必要的，战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另一方面，满族本身是少数民族，所以它更加理解少数民族的心态，理解少数民族的要求，它制定的政策更多地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汉族做不到。所以清朝时长城失去了作用。长城原来是汉族防止少数民族入侵的一个工事，康熙皇帝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笼络少数民族的心，团结他们，这一点是与过去非常不同的。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满族入关时人很少，只有几十万人，当时汉族就有上亿人口了，至少按照记录有7000万了。那么多的汉人怎么被几十万满人征服了呢？毛主席曾经向范文澜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清朝入关的时候60万人口，怎么能够征服7000万人的明朝？我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将来空闲一点再研究罢。这是毛主席60年代跟范文澜一次谈话里面讲的。恐怕其中一条，满族历史上团结蒙古族，这是很重要的。当时蒙古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最强的少数民族。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针有两句话，叫作“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修其教不易其俗”就是管理其宗教而不改变其风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整顿其政治而不改变其特点。清朝在各个地方都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这是跟历史上不同的。历史上汉唐也曾经统治到新疆，统治到东北，统治到西南，但是当年的统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时间很短。汉武帝、汉宣帝几个皇帝对上述地区的统治到王莽以前就结束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唐朝到武则天、唐明皇以后，对西域的统治就结束了，统治的时间很短。另外一个，设立都护府，是设立军事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不是个长期的实际管理机构，行政管理仍然是当地少数民族头人，他们的领袖。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那个时候跟中央的关系、跟内地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甚至长时期是对立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斗争是农业民族跟少数民族、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同志们学习中国历史都知道，汉朝跟匈奴、鲜卑，唐朝跟突厥，宋朝跟契丹、女真、蒙古，历史上是长时期的农业民族跟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连续不断，这对我们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但是到清朝康雍乾时期改变了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各地方设立行政机构，而各地方设立的行政机构又不一样，根据各地方的情况因地制宜。东北和伊犁是实行将军制，都设立将军：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伊犁将军，设立将军府，因为这些地方军事斗争比较频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干脆改成州县，跟内地一样。蒙古地区设立盟旗，现在内蒙古的盟旗都是清朝时设置的，这个盟旗也是仿照内地的州县，但是又不一样，它的上层都是蒙古的王公，这是为了照顾他们，团结他们。而维吾尔一带设立伯克制，那个地方原来实行的就是伯克制。在西藏是尊重达赖喇嘛，派驻藏大臣。所以各地方根据不同的特点，设置不同的机构。我们现在跟香港是“一国两制”，我看中国清朝是“一国多制”。根据当地特点来设立制度，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紧密关系，和边疆地区的关系也逐步地加强、逐步地巩固，形成了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所以我前面提到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反抗外来侵略，都认同中国，如西藏抗英、台湾抗日、东北抗日，甲午战争时抗日、云南抗法，许多少数民族都参加反侵略的斗争，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恐怕也是康雍乾时期的一个很大的功劳。文化上康雍乾时期实行尊孔重儒的政策。尊重孔子，重儒教，崇文兴学，大规模地编印了很多图书，举办了很多大规模的文化工程。盛世修典、盛世修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像《全唐诗》900卷，把唐朝的诗全部收集起来，一共是48000首。《康熙字典》收了57000字，这是中国收字最多的也是最规范的一本字典，这些都是精品。《皇舆全览图》，是康熙年间请西方传教士在全国普遍测量地形后绘制的。这个《皇舆全览图》在当年，在18世纪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地图，是经过实地测量，持续地工作了10年绘成的，在地图测绘史上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面有一张地图，就是指的这张。但是电视剧的表演有点离谱，它说是康熙初年有一个叫周培公的人查了许多古书编的，这是编造的。因为编这样高水平的地图，古书上是查不到的，而必须实地测量。康熙初年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地图的，康熙初年还没统一中国呢，不可能到各地方去实际测量，也不可能产生一张水平高的地图，必须要到康熙晚年打败准噶尔，才能到全国测量，包括到西藏、台湾去测量。而且它是由西方传教士编的，西方传教士里面有水平很高的科学家。康熙不惜重金派科学家出去到全国去测量，这样才能够出现如此大范围、大面积、非常准确的地图。雍正的时候刻印了《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部大的类书，按内容分类，收集古代书籍共1万卷，是由陈梦雷主持的。乾隆时候完成了《明史》。《明史》修纂从顺治开始修了90年，当然顺治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修，只是成立了机构，发布了一道谕旨，要修《明史》，就要征集各种资料，因为当时打仗，所以还顾不上修。康熙初年也是打仗，也来不及修。到了康熙中叶才认真地修史了，这就是盛世修史。主纂者为大学者万斯同。万斯同不当清朝的官，但是愿意参加修历史，他是明朝的遗民。在修《明史》的过程中，万斯同的功劳最大了，当然后来还有王鸿绪，还有张廷玉等人，他们一起修成了《明史》，用了90年时间。乾隆时候又编《四库全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入图书3500种，存目6700种，正目和存目两类，一共有将近一万种。这部书字数太多了，当时条件不能印，印的工程太大了，只能抄写。动用了两三千人抄写了7部《四库全书》，字迹非常工整。北方存放了4部，南方有3部。北方存放在沈阳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故宫的文渊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南方存放在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一共7部，现在有好几部已经毁掉了。国家图书馆分馆前这条街叫文津街，为什么叫文津街？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存有一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这部书原来在避暑山庄存放，后来从避暑山庄搬到北京来，藏在北京图书馆，所以这条街改名文津街，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是存放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地方。当时还有许多文化工程，像《十三经石刻》，蒋衡手写的，现在存放在国子监里边。还有满文《大藏经》，是很大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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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49 三、康雍乾盛世中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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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51 第一，中国是个大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因此工农业生产的总值超过世界各国，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大。美国那时候很小，它18世纪刚刚建国，开始建国时只有13州。中国的国家大，人口的基数也大。尽管我们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各国，但人均占有的资源、人均占有的产量要低于西欧。当时英国有1600万人口，每人平均占地10亩以上，还有很多荒地，占不了那么多地。而中国人均占地只有3.5亩，少三分之二。所以是地少人多，人满为患，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农民精耕细作，非常勤劳，也非常穷困，在一个单位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劳力，以求生产更多的粮食。因为人均的占地面积少，所以乾隆时代中国农业人均粮食产量比英国要少一半，农业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国，这一点就意味着农民穷困，没有力量购买更多的工业品，买不了那么多的工业品，就难于形成一个广大的市场，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农村的穷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当时英国的情况，农民很富有，所以农村和城市的贸易很兴旺。而中国的贸易有个特点，就是农民把粮食售给城市，换的银子用来交租而不是买工业品。中国真正的工业品下乡，在康雍乾时代是很少的，这是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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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253 第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到了康雍乾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加厉害了，变本加厉。因为康雍乾时期的专制主义，跟当时中国的版图广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多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与此相应，要整合这个广大的地区，要把不相同的利益、不相同的意志、不相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整合起来，整合成一个国家，需要中央集权。没有中央集权，中国这个版图这么大的国家，经济的差别又这样大，能整合到一起吗？没有个强有力的中央，怎么能整合到一起？那就要分崩离析，天下大乱，谁也不听谁的，地方割据，没有中央的权威。所以高度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状况相适应，但是这种体制不适于大众的参与，民众参与不了政治。不像欧洲开始有议会了，开始有制宪会议了，城市开始有市民阶级出现了。缺乏民众的参与，这样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且权力的高度集中，也缺乏约束和制约的力量。康雍乾时期，商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这样就容易滋生出权钱的交易。所以康雍乾时期贪污腐化是非常严重的，惩治的力度也不可说不大。乾隆时候有一年甘肃发生个赈粮案，涉案官吏，知县以上杀掉了56个，包括总督、巡抚、藩司、臬司，当时省的主管许多被处决，知县以上56人判死刑，充军的几十个。我们知道清朝时的官是很少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官的副职很多，它没有副职的。清朝知县没有副知县，就只有一个知县。就一个甘肃省，而且当年甘肃的县没有今天这么多，杀掉的和充军的有100多人，弄得甘肃省都没官了。惩治的力度这么大也没有用，最后照样出了个和珅，大贪污犯，所以这也是当时政治体制上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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