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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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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以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②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关系从相当高的热度,一降而达到到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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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这本著作中所指出: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响中英关系的改善。譬如清廷命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协助接待和翻译,由于彼此矛盾,索德超对英国使团抱敌对态度,不会替英国说好话,交涉中根本没有进行解释和斡旋的人员;又如乾隆皇帝年过八十,精力已衰,而负责接待的和珅贪婪成性,没有得到足够的礼品,对使团缺乏兴趣和热情。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影响他对西方的认识。乾隆本人才华出众,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处处模仿祖父康熙,在这一点上却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①马戛尔尼使团为了要吸引和打动中国皇帝和官员们,精心挑选和制造了足以显示英国科学水平和工业实力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图册、呢绒毡毯、乐器等等,分装六百箱,携来中国。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并不重视这些礼物,并且认为:外国能造的,中国自己也能制造。他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①无知和自大,闭塞了他的耳目,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一切视为夸大和平常。那些光学和数学仪器很快被废弃,从圆明园中搬走;灵巧的车辆和逼真的船只模型没有全部装配完毕;使团特别带来了技术人员,可清朝官吏不感兴趣,并不打听各种机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虽然亲自观看了大炮的试放,惊讶其威力,但却认为“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②。总之,西方先进的仪器物件无助于麻木的清政府激发兴趣,引起警觉,开拓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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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团于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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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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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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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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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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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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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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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业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30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又如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时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予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政。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本书作者指出:为了谈判成功,英国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于求”,呯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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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国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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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18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19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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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三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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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200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以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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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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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历史学要走出书斋——《历史的顿挫》台湾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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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历史的顿挫》两卷本,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历史上相继发生但并非连接的故事,犹如观赏了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五光十色的事件,曲折具体的细节,悲欢离合的感情,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使人愤悱感慨,徘徊叹息。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眼底匆匆而过,留下了悲剧性的韵味和哲理式的反思。书中描写的事件和人物虽是熟知的,但作者努力以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方式,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一幕又一幕的历史,使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自己的感受,融历史、哲理、文学于一炉,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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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文史哲不分家。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头脑和文学家的气质。人们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增进智慧,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有像哲学家那样深邃敏锐的思辨能力,才能从重重的迷雾中认清历史的真谛。而历史作品又应该是生动丰富、引人入胜、百读不厌,如同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品一样。历史学家通过客观历史过程的精心描述去启迪人们思考,激发人们热情,使人赏心悦目,给人以真善美的享受。历史的陈述既是真实的,即忠于客观事实,又是思辨的,即富于哲理性探讨,还应该是艺术的,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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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顿挫》是沿着这一方向所进行的成功的尝试。书中的每一主题,前人都谈过了无数次,但读起来仍新鲜有趣而发人深思。因为作者对各个历史问题各有独立的见解,并非因袭旧说,同时,在内容、体裁、结构、标题、行文等方面,力求推陈出新,注意了曲折过程的描绘,具体情节的摹写,人物心态的刻画,避免了史料堆砌和空洞说教。这本书初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著者们艰苦钻研、刻意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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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书市上的历史著作,艰涩枯燥者多,一般读者望而生畏。当然有些专业性强的历史作品,读者是不会很多的,我们仍然需要这类作品,因为这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但历史书籍总不能变成只是同行专家之间交流对话的工具。历史科学走出书斋,深入民间,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需要有一大批观点正确、材料丰富、思想健康、形式生动、文字流畅的作品,就需要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运用其智慧和才华发挥创造力,把科学性和可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我预祝中国历史科学的盛大花圃中出现更多这类优秀之作,这是广大读者十分需要和十分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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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为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历史的顿挫》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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