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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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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以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②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关系从相当高的热度，一降而达到到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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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这本著作中所指出：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响中英关系的改善。譬如清廷命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协助接待和翻译，由于彼此矛盾，索德超对英国使团抱敌对态度，不会替英国说好话，交涉中根本没有进行解释和斡旋的人员；又如乾隆皇帝年过八十，精力已衰，而负责接待的和珅贪婪成性，没有得到足够的礼品，对使团缺乏兴趣和热情。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影响他对西方的认识。乾隆本人才华出众，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处处模仿祖父康熙，在这一点上却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①马戛尔尼使团为了要吸引和打动中国皇帝和官员们，精心挑选和制造了足以显示英国科学水平和工业实力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图册、呢绒毡毯、乐器等等，分装六百箱，携来中国。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并不重视这些礼物，并且认为：外国能造的，中国自己也能制造。他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①无知和自大，闭塞了他的耳目，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一切视为夸大和平常。那些光学和数学仪器很快被废弃，从圆明园中搬走；灵巧的车辆和逼真的船只模型没有全部装配完毕；使团特别带来了技术人员，可清朝官吏不感兴趣，并不打听各种机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虽然亲自观看了大炮的试放，惊讶其威力，但却认为“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②。总之，西方先进的仪器物件无助于麻木的清政府激发兴趣，引起警觉，开拓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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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团于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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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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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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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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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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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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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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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业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30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又如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时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予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政。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本书作者指出：为了谈判成功，英国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于求”，呯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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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国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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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18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19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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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三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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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200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以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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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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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历史学要走出书斋——《历史的顿挫》台湾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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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历史的顿挫》两卷本，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历史上相继发生但并非连接的故事，犹如观赏了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五光十色的事件，曲折具体的细节，悲欢离合的感情，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使人愤悱感慨，徘徊叹息。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眼底匆匆而过，留下了悲剧性的韵味和哲理式的反思。书中描写的事件和人物虽是熟知的，但作者努力以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方式，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一幕又一幕的历史，使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自己的感受，融历史、哲理、文学于一炉，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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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文史哲不分家。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头脑和文学家的气质。人们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增进智慧，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有像哲学家那样深邃敏锐的思辨能力，才能从重重的迷雾中认清历史的真谛。而历史作品又应该是生动丰富、引人入胜、百读不厌，如同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品一样。历史学家通过客观历史过程的精心描述去启迪人们思考，激发人们热情，使人赏心悦目，给人以真善美的享受。历史的陈述既是真实的，即忠于客观事实，又是思辨的，即富于哲理性探讨，还应该是艺术的，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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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顿挫》是沿着这一方向所进行的成功的尝试。书中的每一主题，前人都谈过了无数次，但读起来仍新鲜有趣而发人深思。因为作者对各个历史问题各有独立的见解，并非因袭旧说，同时，在内容、体裁、结构、标题、行文等方面，力求推陈出新，注意了曲折过程的描绘，具体情节的摹写，人物心态的刻画，避免了史料堆砌和空洞说教。这本书初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著者们艰苦钻研、刻意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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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书市上的历史著作，艰涩枯燥者多，一般读者望而生畏。当然有些专业性强的历史作品，读者是不会很多的，我们仍然需要这类作品，因为这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但历史书籍总不能变成只是同行专家之间交流对话的工具。历史科学走出书斋，深入民间，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需要有一大批观点正确、材料丰富、思想健康、形式生动、文字流畅的作品，就需要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运用其智慧和才华发挥创造力，把科学性和可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我预祝中国历史科学的盛大花圃中出现更多这类优秀之作，这是广大读者十分需要和十分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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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为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历史的顿挫》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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