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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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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流传下之稿本、钞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钞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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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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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纡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磨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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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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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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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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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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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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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制，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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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祲、民间疾苦，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著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此后，虽有些整理出版，然数量有限，致使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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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作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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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的“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的“顽石呜呼都识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煌言墓》），王夫之的“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等等，都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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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悲叹“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付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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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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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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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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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退，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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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画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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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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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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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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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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