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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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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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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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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退，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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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画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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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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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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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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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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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魁、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魁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和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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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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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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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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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己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睺，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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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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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丘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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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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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第四编 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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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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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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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周部长（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传达了中央关于编纂《清史》的指示和精神，宣布了编纂委员会的名单。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正确。我一定和全体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团结一致，贯彻执行。这里我和同志们谈一谈编纂《清史》的由来和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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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清史》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我简单地把这个历史回忆一下。“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一个朝代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都把修纂前一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来完成。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因此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的历史典籍特别多，构成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说明古代的修史传统积累了中华的文明。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了90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理想的、系统的、全面的、大型的史书。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首先向中央提出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1959年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一个《清史》编纂的方案，当时吴晗同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同志的意见，跟我和任继愈等同志都亲自谈过。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以后，毛主席有一次跟范文澜同志说，自己退下来以后，管的事情少了，想读一点关于《清史》的书。田家英同志当时担任主席的秘书，曾经想编纂一部《清史》，而且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他收集了很多清代的书法作品，有2000种，准备作为纂修《清史》的资料。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同志担任主任，而且指定在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由来。但是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编纂工作化作泡影，没能实现。不仅实现不了，这件事情还成为当时批判中宣部和郭影秋同志的罪状，说他们要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来，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集合的一批清史研究力量（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该校的同志分散到各个单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直到1978年“四人帮”垮台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复归中国人民大学，正名为“清史研究所”。80年代初，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编纂《清史》。小平同志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考虑。80年代初，在制订“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并决定要上马，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原因，又没有进行下去。我讲这段往事，是说国家编纂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坎坷的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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