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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60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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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62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退,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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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64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画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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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66 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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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68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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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70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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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72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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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74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魁、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魁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和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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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76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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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78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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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80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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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82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己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睺,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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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84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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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86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丘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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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88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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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93 清史寻踪 [:1706880870]
1706881594 清史寻踪 第四编 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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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96 清史寻踪 [:1706880871]
1706881597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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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599 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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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601 刚才周部长(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传达了中央关于编纂《清史》的指示和精神,宣布了编纂委员会的名单。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正确。我一定和全体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团结一致,贯彻执行。这里我和同志们谈一谈编纂《清史》的由来和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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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603 编纂《清史》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我简单地把这个历史回忆一下。“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一个朝代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都把修纂前一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来完成。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因此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的历史典籍特别多,构成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说明古代的修史传统积累了中华的文明。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了90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理想的、系统的、全面的、大型的史书。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首先向中央提出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1959年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一个《清史》编纂的方案,当时吴晗同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同志的意见,跟我和任继愈等同志都亲自谈过。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以后,毛主席有一次跟范文澜同志说,自己退下来以后,管的事情少了,想读一点关于《清史》的书。田家英同志当时担任主席的秘书,曾经想编纂一部《清史》,而且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他收集了很多清代的书法作品,有2000种,准备作为纂修《清史》的资料。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同志担任主任,而且指定在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由来。但是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编纂工作化作泡影,没能实现。不仅实现不了,这件事情还成为当时批判中宣部和郭影秋同志的罪状,说他们要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来,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集合的一批清史研究力量(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该校的同志分散到各个单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直到1978年“四人帮”垮台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复归中国人民大学,正名为“清史研究所”。80年代初,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编纂《清史》。小平同志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考虑。80年代初,在制订“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并决定要上马,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原因,又没有进行下去。我讲这段往事,是说国家编纂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坎坷的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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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605 今天我们迎来了盛世,有了修史的机会,编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受国家的委托,编纂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这是很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位史学工作者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事情。这件事情落在我们肩上,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件人生的幸事。国家修史在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中国近600年来修过3次。第一次是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刚刚攻下大都(北京),就立即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顺治初年,清兵刚刚进入北京以后,不久就下诏为明朝修史,实际上在康熙年间才启动,花八九十年修出《明史》;第三次是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花14年修了《清史稿》;我们这是600年来第四次,是难得的盛举。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国家给予的这次修史的机会,齐心协力把这部《清史》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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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607 为什么编纂这样一部大型的《清史》?它的意义何在?清朝统治长达近3个世纪,时间跨度很长,而它灭亡距今仅仅90年,越是离我们时间近,对我们影响越大,清朝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跟清朝息息相关。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个方面的史事、详尽完备、分析正确而深入、篇幅较大的清代历史。在酝酿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我们已经有了一部《清史稿》,多达536卷,有没有必要再修一部《清史》?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说《清史稿》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一部并不理想的史书。因为当年袁世凯聘请参加修史的人,大多数是清朝的遗老,思想上忠于清朝,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修史,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被歪曲了。比如写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它用“革命党谋乱于武昌”这样的写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记为“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不屑于提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孙中山的名字仅在通缉他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写秋瑾、徐锡麟牺牲称为“伏诛”,整个立场完全是清朝的立场;清朝官僚因为对抗革命被打死的,被称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大加歌颂。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国民党封禁此书,说这部书“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清史稿》本身在观点、内容、史实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所以称为《清史稿》,其中基本常识有不少错误。台湾搞了一本《〈清史稿〉校注》,查出问题8万条,其错误率是很大的,所以它无论从观点上还是从史实上都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我不是全盘否定它的价值,因为《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长年累月积累的资料,有一定的价值,它的文字也简练概括。但是观点、内容和史实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有观点正确、内容确切的大型《清史》来替代它。现在离清朝灭亡已有90年,正是修史的好时机。20世纪所有的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修《清史》。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国民党政府封禁《清史稿》后拨了50万元重新修《清史》,由于抗日战争而没有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致力国家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也很多,顾不上修史。《清史》几上几下,最终没有上马。现在国家已经安定,进入小康社会,有了稳定的环境,有了比较充裕的财政条件,有了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投入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所谓“盛世修史”,《清史》的修纂反映了我们中国正在迎接一个盛世的到来。另外,上个世纪清史领域学术上的准备也不够。《清史稿》纂修的时候,没有利用清代大量的档案,仅仅利用了国史馆的材料,因为清宫大量档案的发现比较晚。现在大量档案的发现,为《清史》编纂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前一辈学者如孟森、郑天挺、罗尔纲、郭廷以等在清史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胡绳等同志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晚清史的规律,晚清史的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很多研究者在追溯中国现代化早期历史上取得很多成绩。新资料的发现更是层出不穷,第一历史档案馆从50年代以来整理出版了100多种档案,达4亿字。《清史》队伍也在迅速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在人才方面、在研究成果方面、在资料方面,现在启动《清史》编纂正当其时,是良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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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81609 下面我谈一下工作的展望。现在工作还没开始,所以详细地、具体地谈今后的工作还不可能,只是粗略地展望。目前重要的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机构,建立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其他的一些职能部门;二是组织队伍、调集人员,调集人员是比较困难的,还要拜托诸位能够推荐优秀人才;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四是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五是制定规章制度。总之,千头万绪,工作很多也很乱。现在我们一部分《清史》编纂人员和文化部的同志正努力做准备启动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量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篇幅暂时考虑为3000万字上下,时间为10年左右。写出高质量的《清史》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团结协力,认真写作,全力以赴,经过艰苦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编纂工作的主体工程。全面系统地讲清朝的历史,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要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学术创新和发扬优秀史学传统的统一,坚持尊重客观历史真实和反映时代精神的统一,坚持文化学术积累和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统一。它的内容、体例、文字要经过专家多次的论证,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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