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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论调是“告别革命”。我说革命是告别不了的,你要跟它告别,它还会来找你,要想跟它告别,你就会变成反革命,康有为就是典型。康有为本来是进步分子,但他不愿意革命,结果他变成保皇派,后来张勋复辟时,他变成复辟派,成为反革命。告别革命就成为反革命,这是客观的历史形势,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历史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走英国、日本那样的道路,必须要用积聚的全部社会力量打破旧的反抗,历史才能前进。把社会力量积聚起来,这就是一种革命形势。义和团本来是在民族危机下农民自发的爱国运动,但是它排斥新事物,笼统地反对西方,拔电线杆,拆铁路,杀“大毛子”“二毛子”,不加区别地对外国人滥施屠杀,变成一种盲目的、失掉理性的排外运动,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最后和慈禧太后这样的守旧势力合流,跟8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宣战,失败是必然的。后来清朝搞新政、搞立宪,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最后挽救自己,但是为时已晚,时机已经过去。历史就是这样,时机过去就不会再来的,形势已经整个改变了。戊戌变法时没有这种群众的革命形势,到新政时革命形势已经起来了,人民已经不允许你再搞了,内外矛盾更加激化、复杂,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完全失去了威望和尊严,成为一个卖国政府。革命派的势力抬头,孙中山的威望上来了。同时,在新经济、新文化之下发展起来的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限制专制的权力,争取到个人的发展,清朝也不愿意把权力给它。还有汉族的袁世凯这些人,也跟清朝闹矛盾,结果被以足疾开缺回籍。所以清朝的最后几年满族亲贵搞集权、搞皇族内阁时,全国一片反对的声浪,人民反对它,革命派反对它,立宪派反对它,连汉族地主也反对它,你说它还能有活路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所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响应。孙中山在外国都不知道此事,是在火车上看到报纸才知道,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有计划的行动。革命到时候就要爆发,没人领导它都会起来,不可避免。所以登高一呼,各地响应独立,清朝对中国268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清朝就此灭亡。清朝灭亡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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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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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述了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轮廓,一个主线,作为贯穿新修《清史》全书的线索。但是,很简单、很粗糙、很不全面、很不深刻,希望大家讨论、指正,看看这样的线索行不行。历史本身是生动丰富的,近300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你怎么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长江的真面目?你不能把长江的某一个河段、某个景点、某个港湾看作长江,三峡虽然宏伟,但它只是长江的一部分,不是长江的全部,因此你只能把它浓缩,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浓缩到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不是一条蚯蚓般的小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的长江,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接受的支流,也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何处它是奔流的,何处它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图上的长江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我不自量力,把近300年的历史画了一条线,画得像不像,希望同志们指正。因为我们写《清史》必须要贯穿一条主线,必须要有鸟瞰式的全景,必须要浑然一体。我阐述前8卷的内容,用意就在这里,就是使我们将来写出来的东西不至于支离破碎,有一条主线来贯穿,至于这条主线是否合适,还请各方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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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4日在《清史》会议上讲述,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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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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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议是《通纪》立项的筹备会议。通纪是整个《清史》最重要的部分,记载近300年清朝的全部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有300多万字,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通纪》既要展示近300年清朝历史的全貌,也会展示我们对清朝近300年历史的一些观点、一些评论,全书其他部分如《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都要围绕着《通纪》为核心,以它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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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纪》也是全书最受关注的部分,整个《清史》工程搞得好,还是搞得不好,就要看这8卷。现在已经有很多清代通史,写得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么如何在它们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将来一般人看《清史》,不会看所有的3000万字,3000万字太多了,一般人看不了。他看的可能就是300万字的《通纪》。有的同志说,你这个3000万字《清史》写出来谁看,说得也对,3000万字《清史》一般同志看不了,他们建议将来写成缩本。我说也不用写缩本,《通纪》本身就是缩本,因此,《通纪》的质量一定要是精品,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要经得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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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纪》部分首先要求观点明确,第二个要求史料丰富准确,第三个要求结构严谨合理,最后是文字要简明流畅,有可读性。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过几年的奋斗,这部书会写好,会有所创新。正因为对这部书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邀请主持人是经过再三的长期考虑,你们几位专家都是我们诚心诚意以礼聘请,各位都是年富力强,写作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具有独立研究和创造能力,能把你们邀请来参加《通纪》的写作,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很不容易,也感觉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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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曾经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讲《通纪》的内容,按照8卷的内容一卷一卷地讲,因为写《通纪》总要有个贯穿全书的线索,我试图提出这样一个线索,由于时间限制不可能全面展开讲,讲得非常肤浅,内容也难免片面,观点也不一定对,可以讨论,今天我还是先发个言,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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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对清朝历史的定位。估计这近300年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它的成败、得失如何?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达到了什么?没有达到什么?有什么成绩?有什么失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对清史定位,不是我们才开始做的,前人已经做过。《清史稿》就有自己的定位,它的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造福苍生,功德无量,总之是歌颂。辛亥革命年间的革命党人也有个定位,他们的定位是清朝统治是一个血腥的、残暴的、不平等的、不合理的、腐败的、落后的统治,要推翻它。这跟《清史稿》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辛亥革命党人这样评价是合理的、正当的,因为当时清王朝确实十分腐败,不推翻它,中国就不能得救。站在推翻清王朝的立场上,当然要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清史研究较少,但对近代这部分研究得较多,认为当时是落后、屈辱、封闭的社会,研究角度是反帝反封建,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它的专制和卖国,因此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的人多起来,钻研逐步深入,对清史才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开始看到清代社会积极的因素和正面的东西。所以,以前的定位,不能说不准确,但他们都只抓住了一个方面,强调和夸大了负面的东西。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性,他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方面,表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特点。现在是21世纪,是新世纪了,我想我们这部书应该反映新世纪的观点。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都会有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能看到上个世纪人们对清史研究的局限性,我们今天也同样有局限性,假如再过一个世纪,人们同样会看到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反思近300年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我想每个不同时代的人对过去的历史都会重新反思,得出某些以前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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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清朝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荣艰难的路程,既有光辉的历史事迹,也有悲惨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难,也有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些我们都应该看到。满族,开始只是个少数民族、一个小部落,13副遗甲起兵,刚刚崛起的时候人非常少,但充满朝气,具有英勇的、团结的、奋斗的民族精神,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统一了女真各部,统一了东北,这时正好李自成起义进京,满族抓住这个历史时机,进入北京,并很快挥师南下,渡过长江,可以说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应该说,当时的满族确实是一个有朝气的群体。中国历史上,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抗的过程中,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可以打到中国北方,甚至占领中原,但是很少能够越过长江。清朝不同,不仅越过长江,统治了长江以南的地区,而且接着巩固了统治,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对立,南宋时期也是南北对立,只有蒙古族渡过长江,但蒙古族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灭南宋,而清朝很快就统一了长江以南。当然在征服战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杀戮了许多汉民,应予谴责。这是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的进步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清朝到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后,历史又发生了转折。北方的问题严重了,俄罗斯向东扩张,蒙古也有叛乱,尤其是准噶尔的割据势力,对清朝统治形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康熙在解决南方以后,马上把战略重点放到北方,亲自去巡视松花江,布置北方防务,抵抗俄国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又用全力对付当时威胁最大的敌人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经过康雍乾三代前后70余年的长期战争,时和时战,最后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统一了全中国,包括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前人留给了我们版图广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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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康熙从他年轻时就将平三藩、解决漕运、治理黄河写在宫里的柱子上,念念不忘。在治理边疆的同时,他在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我们现在减收农业税,康熙那时也曾六年不收农业税,乾隆时期也是六年全不征税,结果生产突飞猛进。康雍乾三世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进行总体上的估计,当然很难有精确的数字。应该说,当时的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远远超过汉朝、唐朝。从人口上来看,汉朝、唐朝的人口,在记录数字上没有超过8000万,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了1亿或者1亿以上,但是乾隆初年的统计是1亿6000万,乾隆末年达到3亿,道光朝是4亿,这个人口数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时。要养活4亿人口,就需要相应数量的粮食,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有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GDP相当于世界的三分之一,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相当,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也没有中国人口多,因此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中国应是世界第一。当然,18世纪的中国社会也延续了历史上许多致命的弱点。一是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人民没有权利。一是闭塞守旧,故步自封,不了解世界,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不知道国外有什么好东西,有什么先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故步自封,没有进取心,没有改革的愿望和改革的动力,而且轻视科学,不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于这些致命的弱点,因此在18世纪后期即欧洲经过产业革命以后,中国很快就落后了,而且是越来越落后。据国外的统计,在18世纪中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到19世纪20年代下降到20%左右,到了义和团时候只占6%左右。这个统计可能不精确,但整个下降趋势是显然的。落后就会挨打,后来接连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半个世纪内中国多少次挨打,受人欺负,每次都签订不平等条约,屈从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伤心的历史、悲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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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但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世界还在变化,中国人开始觉醒。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迅速觉醒,有了抗争的意识,有了学习先进的意识,有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觉醒、抗争、学习先进、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推进晚清社会的大潮。尽管航路险恶,礁石遍布,但这股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它是拯救、复兴中国的伟大精神力量。与这股潮流同时出现的是阶级结构和社会群体的大变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商,从事新式企业、交通、教育、报刊、医疗的人群以及学生新军应运而生,显示中国正开始艰难而奋勇地走上近代化的征程。所以这段历史也不全是灰溜溜的,中国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转机,历史不可能永远沉沦下去,万劫不复。因此,清朝近300年既有强盛的时代、繁荣的时代,也有落后屈辱的时代,有起有伏,整个趋势是波浪式的变化。如果我们从明朝看起,明末内忧外患,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同时清朝满族兴起,到明朝灭亡,当时是“天崩地裂”的低谷时代。接着兴起了新的民族—满族,很快统一了全国。后来,发展生产,达到空前繁荣,经营边疆,设立行政机构,巩固边疆,远远超过前代。经济上也是远远超过前代。所以,经过明朝末年的低谷以后,很快走到18世纪的高峰。延续100年左右又很快往下跌,成了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力量兴起,民主革命开始,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当然,孙中山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没有消灭,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清朝近300年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推进,历尽艰辛苦难,经过风风雨雨,有胜利也有失败。清朝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个“超稳定结构”,其中有稳定也有不稳定,有进步也有退步,但也不是长期的停滞。现在我们一般说“宋朝以后中国衰落了”,我看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存在许多潜在的致命弱点,但并没有一下子显示出来,直到18世纪的清朝从整个国力来讲也不低于外国,GDP总量尚是世界第一。真正落后于外国是从18世纪开始,真正是直落千丈,一泻千里,所有潜在的弱点在外国力量的冲击下暴露无遗。而到晚清也不是全方位的黑暗,中国社会正在产生新的因素,有新的力量成长,也有追求和前进,也有这个时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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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清代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不知道这样定位准确不准确?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讲出来向大家求教,看按照这个思路来写通纪行不行?或者要做什么样的修正?希望大家提出意见。总之,近3个世纪的清朝历史有兴、有盛、有衰、有亡,是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起伏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追踪这一过程,研究它,分析它,阐明它,把这段很贴近我们的历史如实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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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清朝近30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各种因素、各种关系相互交错,我们必须要用辩证法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要充分估计到历史的复杂性。不能静止地、简单地看问题,以为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在很多时候,好事中间会带来负面的因素,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比如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今天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历史发展常常是通过战争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比如平准战争,非常残酷,几乎是一场灭绝种族的战争。我们不能因歌颂统一战争,就隐讳这一点。这种战争从国家统一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在战争紧张的情形下,必须要求号令一致,令出必行,这就需要中央有绝对权威,其结果是封建君主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不能单方面地看问题。人物也不能简单化、脸谱化,因为人都生活在具体时间、具体空间和具体条件下,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正面人物不是各个方面都完好,要看到正面人物也有缺点,不必为尊者讳。同样,反面人物也不要写成魔鬼,反面人物也有他的思想逻辑和生活逻辑。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因为它是剖析社会历史最锐利的武器,历史的复杂性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深入地分析,才能实事求是,存真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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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把清朝近300年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清朝与前代很不同,一开始就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过程中。明末有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清朝入关时好多传教士就留在了中国,一开始就和外国接触了,不仅民间有很多传教士,宫廷里也有很多传教士。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尊重,据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皇帝到他家去了20多次,平均一个月去一次,可见关系非常密切。康熙皇帝更不用说了,他宫廷里养了很多传教士,学数学的,学技术的,因此清朝一开始就接触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后来完全汉化了呢?为什么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呢?既然与西方人接触这么多,而且关系又是这么好,为什么后来简直就没有外来文化的痕迹而完全走上汉化的道路呢?这恐怕是文化传播方面的一个谜吧。可能是土壤问题,什么样的文化一定要有适合的社会土壤才能生长。由于礼仪之争,传教士被赶走了,文化的交流停顿了。但是其他的交流还没有停顿,贸易往来、经济交往的关系在18世纪依然有相当大的发展,自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海关的收入增加了20倍,可见对外贸易很频繁。有人说,美洲银矿的二分之一都运到中国来,都被中国吸收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的地窖、仓库。这个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一点,但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肯定是很大的。另外,是美洲农作物玉米和白薯的传入。这两种农作物在18世纪的中国迅速推广,为什么中国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呢?可能与这两种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分不开,白薯和玉米是高产作物,所以能够养活当时那么多的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因此,18世纪清朝虽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不愿跟外国接触,但实际上与外国接触还是很多。鸦片战争以后就更不用说了,外国直接打进中国来了,那时不愿意接触也得接触了。因此,要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离开一体化,就不能了解清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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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准确,就是要求叙述历史不能推断,不能臆想;丰满,就是要有血有肉,不是干瘪的,不是苍白无力的;清楚,就是要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不是模糊不清的,不是不分主次的。同时,又给予公平的、有分寸的价值判断。有人认为,叙述历史不能有价值判断,当然我们不要多发议论,而一定的价值判断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写某件事的时候你当然要尽力做到客观,但是你一点立场都没有,一点倾向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接触这个史实,就会有你的感情。比如写抗日战争,你应该客观公正地写,但是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中国人对抗日战争就必然有倾向,而且如果我来写,肯定会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当然,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科学,但我同情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要鲜明。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客观准确,但并不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断,只有对侵略者进行谴责,才能够体现历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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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欧阳修认为写史要“文省事增”,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但事情要增加。他认为《旧五代史》太啰唆,文字太长,写得不好,所以重新写了《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确实是文字简练,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我们现在写史也要求简明,但不能因简单而干瘪。另外,文字还要流畅、生动,不要佶屈聱牙、深奥晦涩,要有理性的思考,但不要大讲哲学,要用哲理的头脑来考虑问题,但不是专门讲述哲理或胡乱引进外来的概念。使用外来的词汇要慎重,尽量把它转化为中国式的语言,因为我们的作品是要写给别人看,不是自己看,要让普通人看得懂,要民族化、大众化,这是老生常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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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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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水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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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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