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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故后来悉逐渐变革之。然于修《实录》时，犹不能不多存几分原意，因当时诸王之亲受命者尚多也。要其字句中或已有所抑扬损益以就己意，而所载犹如此。近译《满洲老档》，于不关要旨之文，多出若干，其紧要眼目，转不清楚，盖译者之不解事也。《实录》亦从满文翻出，且为天聪年间原翻，其文乃较后翻者为更无讳饰，则竟读《实录》，无庸重录老档译文矣。今详其意，太祖谓嗣我为君，恐挟国君之势而获罪于天，且一人不及众智，惟八人为八固山王，可以无失。此则明诏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无庸立君矣。下更言即以才德能受谏者可推为领袖，但一不合众意，即可更易。尤不能任其不愿易位，而容其恋栈。更言八王在本固山中，有循默无能者，亦于本旗子弟中选人更代，亦不容其恋栈不让。末言八人公议，不得一二人挟领袖之意专断。据此知八旗共治，可以无领袖。即贤能为众所推而作领袖，要为众议更易，即须更易，不许恋桟。是推选之制及去留之权，仍操自八旗之公决，则绝非太宗后来之自即尊位法也。太宗既改父政，钳以强权，人不敢言，此正太祖之所谆谆不许者。宜后来多尔衮摄政时，有太宗即位原系夺立之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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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己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有云：“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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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间修《太祖圣训》，大约皆粗浅之修齐治平语，又多引中国史事，连篇累牍，数典过于儒生，此必为后来增饰之文。乾隆修《高皇帝实录》，多据以增入，《武皇帝实录》所未有也。太祖之八固山训典，至天命十一年六月下旬，尚有一最切要之谕。《实录》且言其口语既毕，又书其词与诸王。然则此为成文训典，八固山所均受。太宗修《实录》时，未能摈弃，即乾隆更修《高皇帝实录》，亦尚不过稍润其文，至《东华录》乃大删节。未知王氏以意为之，抑另据他本？夫天命十一年六月之末，实为太祖末命。《武皇帝实录》虽亦于七月二十三日始书帝不豫，然七月二十三之上并无书事直接此末命训词。乾隆修《高实录》，乃于其间夹入七月乙亥初三日。两长谕。其词皆老生常谈，必系后来以意添补，隔断其紧迫之迹。考明人纪载，于是年二月，袁崇焕宁远之捷，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纪载，且谓太祖攻宁远受伤遂卒。《清实录》，太祖亦自言一生未遇之败，大怀忿恨。则明与朝鲜所纪，当非尽诬。其间尚有用兵蒙古获胜一事，乃太宗射死巴林部酋长之子囊奴，蒙古畏服来归。喀尔喀五部遂内属，为蒙古分旗之嚆矢。此皆表扬太宗之武力，于太祖逝后所以能压服诸兄弟之故，实非太祖于宁远归后，尚能力征经营也。至六月二十四日，有此笔舌兼用之训词，虽不自言将死，亦已示倦勤，不能不信为最后之遗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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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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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帝训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东郭、王佳、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间美女及用良马，须破格偿之。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而不明分于众，当重义轻财可也。此言每常曾训诫，慎毋遗忘而行贪曲之事！诸王昆弟中有过，不可不竭力进谏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谏其过，诚为同心共事人也。以下先言己之训言，成就汝等，爱之而非以厉之，再言己从艰苦得来，后人勿以安逸偾事，不关八固山国本制度，节之。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原注：在白山之东。谓太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致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言毕，书训词与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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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训词中，首举已吞并之各部，自近及远，自先及后，自亲及疏。最疏远后及者为蒙古，次则海西四部，先举者则为建州，建州中又以毛怜及岐州为较疏，其序亦较后。最先言“我祖六人”，此“我祖六人”四字后改作“宁古塔贝勒”，则谓兴祖六子、景祖之兄弟六人矣。以建州事实言之，恐出附会。太祖本意，当谓建州三卫，宁古塔贝勒乃左卫中一枝部，不得该括三卫也。窃意三卫后来内部各有分立，如《朝鲜实录》，在正、嘉以前，已云建州右卫有甫下土、罗下两酋长。隆、万以来，《明实录》中，建州卫来朝之都督其名颇多，纵未必一卫定分为二，或三卫已有六酋。太祖所云“我祖六人”，乃言我祖卫六酋，而由满译汉书示诸王时系满文。时，语稍含混，乾隆时遂作宁古塔贝勒。盖其时于建州原状，亦已不了，修辞时易生误会，非必有意诬捏也。且景祖兄弟，据《实录》亦尚利害相共。至太祖崛起，气吞祖卫。六王之后，恐其及祸，有谋弭其强暴，欲图太祖者。不得以昆弟自相杀害，尽诋六王，并诋及景祖也。此可以事理辨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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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言以己所已吞之各部为鉴，是以定八家均分之制。所命于后人者，乃八家分权，深戒一家集权。勉以重义轻财，同心共事。由后言之，此实不可久持之幻想。幸而太宗力能改革，形驱势禁，取分裂者而统合之，种种费手，俟下再详。至训词末段，郑重呼“尔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乾隆改修本作“尔大贝勒四、小贝勒四”，直贯作正文，不作小注，惟删“八固山”三字，使人不注意其即为八旗旗主。至《东华录》竟改作“尔诸贝勒”四字，未知出王氏之意，抑另据一本？故近代读清世官书，不易了解其八旗初制之奇特，实缘无书可证也。惟《东华录·太宗录》首载太宗即位之非由父命，则甚明显。录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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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太宗录》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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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上随侍征讨，运筹帷幄，奋武戎行，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士，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遇劲敌辄躬冒矢石，太祖每谕令勿前。诸贝勒、大臣咸谓圣心默注，爱护独深。天命七年三月，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至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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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尤明显。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而太宗在八贝勒中，尤有战绩，尤冒险图功，为众所不及，此当是事实。所叙天命七年三月之谕，即上文已载之谕，而谕云“分主八旗贝勒”，旗各有主，语亦分明。惟于择一人嗣登大位之下，节去随时可以更易之语，则是后来剪裁训词，以顺太宗固定大位之意。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惟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而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从中成就者乃此二子。世或讹铁帽子王内为有英王，此实不然。英王诛死，仅复宗籍，久之乃袭一镇国公，王爵不终其身，何铁帽之足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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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帽王必凑成八数，中间若太宗子承泽亲王，后改号庄王世袭者，功绩声望远在诸王之下。其必凑一世袭罔替之数，正由太祖以来，八固山、八和硕贝勒、八家八分等旧号传为定说，于英王既必不愿其复爵，姑以庄王充数。睿王之复爵，终在意中，而睿王未复前，世宗已用怡王入世袭罔替之列，至睿王复时而得九铁帽矣。至孝钦垂帘之狱，郑王后得端华，并其弟肃顺两罪魁，不废郑王爵。怡王后得载垣，亦始夺而旋复。庄王后载勋，庚子时为罪魁，爵亦不夺，此皆示法祖之意。惟光绪间恭、醇两王，一则中兴有功，一则有子入承大统，皆得世袭罔替，犹为有说。至宣统即位，庆王亦世袭罔替，此则国无纲纪，见摄政载沣之无能，虽孝钦亦未必为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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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佑，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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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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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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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驸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郎、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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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只有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多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王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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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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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余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济、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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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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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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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中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尔虎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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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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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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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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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尔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胄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正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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