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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郡王允礼，雍正《上谕八旗》三年九月初八日，有谕镶红旗都统多罗果郡王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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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见《清史稿》本传及谕旨，盖雍正间始创此例，以后则诸王之历官都统为常事，不足复道。惟康熙末之都统，似以同色旗中满洲都统有干预蒙、汉二旗之权，当亦是雍正以后始各自为政。其满、蒙、汉各旗之都统、副都统，本不分界限，满人可作蒙、汉旗都统、副都统，蒙、汉旗人亦可作满洲都统、副都统。参领以下，则各自用本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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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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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谕：将八旗满洲、蒙古人员屡放汉军参领，则该旗缺出，反致乏人。汉军旗下，亦还得人。嗣后汉军参领缺出，即将汉军旗下人员，引见具奏。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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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革除各旗旗主之权，复有专谕。当上三旗、下五旗既分之后，所需革除者亦只有五旗，较太宗时本易为力。太宗虽始终握定两黄旗，究亦非太祖遗嘱所许，对诸王较难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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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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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看来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大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从前朕之伯叔为诸王时，虽渐失初意，尚未过甚。至朕兄弟辈，所分包衣佐领之人既少，而差役复多，因而不论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一概令其当差。其余诸王，遂亦从而效之。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人所共知。且护卫等尚无不奏而擅行革退之例。如此日流而下，则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所关甚大。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欲令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著列名请旨。将奉旨之处，知会该旗都统等，令都统等覆奏。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倘仍有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著该旗都统等奏闻。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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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钳制诸王至此，较之太祖分付八固山之意，判若天渊。然后来帝所欲钳制之诸王，旗分中人，尚有不顾天威而效忠本主者，则祖制之约束甚久，旗人固视为纲常大义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以儒家名分之说压之，始无间言。可知儒教之入人久深，过于开国之祖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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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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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老安郡王太祖八子饶余郡王阿巴泰子岳乐。居心甚属不善，谄附辅政大臣等，又恃伊辈长，种种触忤皇考之处，不可悉述。皇考宽仁，加以容宥。以如此之深思，而安郡王之诸子，全然不知感戴竭诚，效力行走，马尔浑、京喜、吴尔占等兄弟之中，互相倾轧，恣行钻营，塞恒图又生妄想，冀得王爵，残害骨肉，以致皇考郁闷等事，系众所共知者。安郡王诸子之中，马尔浑尚属安分，其子华启，亦无恶处。上天不佑，将应袭封王爵之人令其绝嗣，因此皇考稍加踌躇审度，而安郡王之子孙，即怨及皇考，以至吴尔占、塞恒图等，屡次形于辞色之间。夫国家恩施，岂可倚恃而强邀乎？今廉亲王以不袭封安郡王之故，钻营谗害，离间宗室，摇动该王属下人等之心。以累世仰受太祖、太宗、世祖、圣祖恩施之旧人，岂肯倚附此辈，以遂其扰乱国家之意？今强欲令袭封安郡王，则朕从容施恩之本意俱不可行矣。将袭封安郡王之本发回，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朕俱撤出，另赐他人。将由安郡王之属下撤出给与廉亲王、怡亲王之佐领下人等传集，宣旨谕云：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所办理，衷心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尔等即将尔王屈抑之处，表白声明具奏。若所陈得理，朕即袭封尔王，并将尔等给回旧属；如谓王本无功，其罪案是实，略无游移，则更有何言？不于奉旨赐给之王处，效力行走，仍顾恋旧主，以廉亲王为尔王属下之婿，钻营行走，朕必诛之。再将赐给廉亲王之安郡王属下佐领，俱撤出给与怡亲王。并降旨与怡亲王：此所给人内，如有为其旧日属主，致怨于朕及不肯奉尔为主，一心效力行走者，以至形于颜色之间，或有仍瞻顾钻营于其间者，王即奏闻，朕必将伊置之于法。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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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中亦以旗下属人顾恋旧主为效忠，不敢遽以遵守祖训为罪，故有此反复开谕之文。惟其取咎之故，实在廉亲王之欲助安郡王。廉亲王即后来之阿其那，乃安郡王之外孙婿。安郡王功在国史，此忽谓其无功，则挟帝王之势以临之，人亦无敢反驳。要之雍正谕旨，皆支离词费，半由对兄弟有惭德，半由所革除者为祖制，不能不烦琐言之，冀达其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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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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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旗下所有之官房，若令各该旗管理，参领等或有作弊之处，亦未可定，相应调旗管理为善。镶黄旗之房，著正白旗管理。正白旗之房，著镶黄旗管理。镶白旗之房，著正蓝旗管理。正蓝旗之房，著镶白旗管理。正黄旗之房，著正红旗管理。正红旗之房，著正黄旗管理。镶红旗之房，著镶蓝旗管理。镶蓝旗之房，著镶红旗管理。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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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一房产之微，亦不能由各旗自为窟穴，太祖所命八固山各自为主之制，可云摧灭无余矣。是时乃始开屠戮兄弟之隙，知其助之者寡，然世宗犹刻刻防旧属之戴主，有决无其事而故为周内者。若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述康熙年间面奉皇考罪状允禩之旨，中有云： “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家。”夫苏努可云为祖报仇，马齐特先世为蓝旗贝勒属人，亦云为祖报仇，乃为其祖代报故主之仇矣。考马齐以镶黄旗著籍，姓富察氏，父米斯翰，登朝已在康熙年；祖哈什屯，乃曾隶正蓝旗者，天聪时改隶镶黄旗，即由太宗治兄莽古尔泰、弟德格类之罪，而夺其正蓝旗。世之相距远矣，其说已不足信。且按之圣祖原谕，今载《东华录》者，与允祉等所述正相反。今录以互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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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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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有曰：“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势。朕为人主，岂能容此？马齐之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朕屡加警戒而怙恶不悛，亦当治罪。马齐等著诸王大臣会集，速审拟奏。”是日，康亲王椿泰等遵旨审鞫马齐等，覆奏：“马齐系正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其族中并无一人行间效死者。今马齐图谋专擅，欲立允禩为皇太子。且马齐于御前拂袖而出，殊为可恶，不可留于斯世者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亦甚可恶。俱应立斩。马武与马齐、李荣保系亲兄弟，亦应立绞。马齐、马武、李荣保及马齐之兄马思喀等之子孙，有职者革职，概行枷责。其妻子并发黑龙江。马齐之族护军参领壮图等，有职者革职，其护军、披甲及闲散人，俱鞭一百。”奏入，谕曰：“马齐原不谙事，此数年中起自微贱，历升至大学士。其处心设虑，无耻无情，但务贪得，朕知之已久，早欲斥之，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理应立斩，以为众戒。朕因任用年久，不忍即诛，著即交允禩严行拘禁。李荣保著免死，照例枷责，亦听允禩差使。马武著革职。其族中职官及在部院人员，俱革退，世袭之职，亦著除去，不准承袭。”又谕：“马思喀在日，曾有效力之处，著将伊子佐领三等侍卫衲尔泰，从宽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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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康熙间议马齐罪原文、迭谕及康亲王等审鞫覆奏，反复成一谳牍，必非虚假。所云马齐之祖乃属于德格类，而陷主以归太宗，得收入太宗亲将之镶黄旗者，岂但不为蓝旗贝勒报仇，如果有忠于蓝旗之人，且当甘心于马齐，以为蓝旗贝勒报仇耳。允祉等记忆圣祖谕旨之说，诚亦世宗所授之辞，非其本意，但此矛盾之说，实为世宗惟恐诸王、贝勒旧属之为主报仇，且觉诸兄弟之尚有心腹忠党，故有此蛇影杯弓之见解。总之诸王有党，原于旧有主属之分；主属之必应效忠，原于太祖之遗训。明乎此，而世宗朝文烦意曲之处分诸王谕旨，皆有物焉为之梗，不能不曲折以达之者。其梗何在？即太祖八固山之制是已。至马齐之罪案，根本为无意识，亦非圣祖之所深罪。其后李荣保之裔大盛，女为高宗孝贤皇后，子为忠勇公傅恒，孙为文襄王福康安等，固与康、雍间偶被之谴责，无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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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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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谕有云：“当时伊等见二阿哥废黜，以为伊等奸计之所致，邪党愈加坚固，公然欲仗邪党之力，以东宫之位为可唾手而得，慢无忌惮，竟有敢与皇考相抗之意。此实朝廷之大患，国家之深忧。是以朕即位以来，百凡经理，费尽苦心，乃三年之久，顽邪尚未尽化，风俗尚未丕变。尔等满洲大臣，急宜醒悟。当日世祖章皇帝御极，正在冲龄。睿亲王辅政，大权在握。一日以黄色衣示在廷大臣，问可否衣著，而比时大臣尚力争以为不可。凡满洲耆旧内，此等行事，不可枚举，刚方正直之风，权势所不能夺者，历历可考。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后因下五旗之人与上三旗之人并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习。然从前下五旗之人，虽各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于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于此。如昨日都统五格，在朕前奏对，尚将获罪削籍之允禟，称之为主。五格乃一无知武夫，此则风俗颓坏，大义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如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奸恶，不明大义，其存心行事，尔等当以为戒。当日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不惮反复周详者，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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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于改革旗制，明明不法祖宗，而偏以法祖为言。又言旗人之祖，如何尊君不尊主，其实乃两黄旗之尊主，其主即君耳。又以世祖初之上三旗为言，世祖之初，何尝定为上三旗？世宗亦含混言之，欺彼旗员，亦不甚明了八十年前故事。至以孔、孟之说相压，其时教化无有二义，无人敢于非圣，遂将太祖违理之制淘汰。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帝王奉为万世师也。今特以科学为不及人，以为受儒家之毒。古之儒者，六艺兼赅，若欲令人于学问中，通一二科学以应事，自是多能鄙事之一。若孟子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则何尝不知推步之术，然岂肯仅仅与畴人子弟争一日之短长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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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镕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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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大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人，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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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编在招徕汉人之时，至入主汉土，则旧兵还为地方之兵，别其旗色于八旗之外，谓之绿旗，其兵即曰绿营。而明季宿将之有选锋者，渠魁之有死党者，不可使之散在各地为患，则以八旗之制编之，使分得满洲豢养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圣武记》谓汉军旧名乌真超哈，乃满洲八旗附属之汉人。自尚、耿、孔携来大军，乃编为天佑、天助二军，遂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说。其实不尽合事实。当其为“天佑”、“天助”等军名，即是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后就其力屈受编者，编为汉军。惟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外，悉发边远充军，不编佐领，则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龙江，闻台站之军役，皆吴三桂旧部之子孙，当可信也。盖观汉军各佐领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独无吴后，知必另有安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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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在满洲军中自成为牛录者，名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始编为一旗，前已据《贰臣·马光远传》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叙汉军缘起，特从崇德二年始，各官书亦从此始。此特由一旗分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则在满洲八旗中分出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书不能言之，幸有《马光远传》可据。其自崇德二年以后之演变及清初军事大定以后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国，使数十年纵横之兵匪得告安谧，于汉军之编制实有关系。惟编制八旗，分设佐领，自赖有满洲八旗为之根柢。组成汉军八旗以后，又赖有满洲八旗镇压而率领之，故能追随于宿卫之列，听调于驻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禄之阶，后有长养子孙之计。武夫悍卒不散为游手无业之徒，非扰乱无谋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后赖此而定。中叶用兵，不甚添募，不觉安插之苦。至咸、同间，旧兵不可用，清所恃为武力中坚之八旗尽不可用，于是兵尽召募。以后，无旧安插法可用，裁者为会党，觅食于游手之中；存者亦为骈枝，糜饷于旧额之外。故有兵事时，兵尚得将而可用；无兵事以后，兵乃被裁而无可消纳，终致一决而不可收拾也。明之开国，纳兵于卫所；清之开国，纳兵于八旗。今后已见拥兵之多，未定纳兵之计，论者欲纳之于地利实业，是诚然矣。国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实业尽，旋乾转坤，在当国者，刻苦以持己，为国民塞已漏之卮，诚恳于便民，为国民扶仅存之力。无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鉴往以知来之事也。终之以《汉军佐领考略》，为清代尽其八旗之作用，此治清史之实有借鉴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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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佐领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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