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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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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户部议覆：“顺天府府尹张吉午奏，请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间开垦田亩，永免圈取。应不准行。”上谕大学士等：“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余田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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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逃人。当清室在关外为明建州卫时，往往掠汉人为奴，视为大利。被虏者逃至朝鲜，朝鲜辄解送中国。建州恨之，时为寇于朝鲜，以为报复。此积世纠缠之事，具见《朝鲜实录》。太宗既以兵力压伏朝鲜，乃严约不许解送。而汉人尚有逃入朝鲜以求庇者，朝鲜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视中国人为奴，私自纵还中国者，清必予以重罚。是为满洲督捕逃人旧法。入关以后，各旗风习如故，所欲得保障于国家者，以有逃人法为最要。而其时则情伪又不同，因立法之严，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为厉民之大者。世祖虽知之，时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也。《史稿·李裀传》独详此事，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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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仆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十二年，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核：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于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囮。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质审，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凋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郊原，老稚僵仆于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追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余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裀。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完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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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裀传》所载，其奏疏见蒋氏《东华录》，而王《录》不载。世祖两谕，则王《录》有之，蒋《录》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据《实录》不书裀奏，盖不欲彰当时之过。裀意重治逃人，并不责旗下主家，而已为满人所忌恨如此。可见入关后之逃人，绝非关外时之比，乃恃国家设立重法，而旗下奸人与民人之黯者合成讹诈之局。原立法止罚重窝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护还归之家奴仍为旧主操作。奸人于是专放囮诱，投殷实之家寄宿，即以窝主诬之，以遂其索诈取盈之计。故重处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为旗下之囮也。顺治间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颇多，不能备录。惟其渐次救正，《裀传》言由于世祖之两谕，观其事实，则顺治朝犹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时乃并无所事于督捕，则弊根为已拔矣。兹先详督捕衙门之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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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魏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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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管疏言其不便，时管为大理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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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以管为督捕右侍郎，见《东华录》十一年正月甲辰。《管传》失载，《贰臣·管传》亦失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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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史·吴达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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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众，增设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专理缉捕事，擢吴达礼为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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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职官志·兵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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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寻改左右理事官满、汉各一人。满、汉郎中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七人，汉军八人，汉一人。堂主事，满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汉主事六人，司狱二人，分理八司，当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营将弁隶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员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并入刑部，刑部止设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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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朝以八旗逃人为一大事，至兵部内专设衙门，而以京畿巡捕三营隶焉。官职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无所不至。魏管以职掌论逃人事，流徙尚阳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继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是论罪并不依律，但旗人以为可恶，即当论死耳。世祖亦曲从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于戍所，故逃人事实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叶，已尽革此衙门，并刑部，仅为一司，所掌乃与各省应捕逃犯为同等，且旗下竟无逃人案，督捕司对旗务，转以防禁旗人无故离京为专责，则立法已平，旗人无所利于逃人，国法亦无所庇于纵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灭。则一时之弊害，特国基未固时有此，尚非一朝怙恶不悛之事，如明之厂卫阉人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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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朝于明季朋党相攻，概不愿理其说。冯铨为阉党，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辄罪言者。当时用铨，取其明习故事，内阁票拟等明之旧法，由铨复行之。从前邪正派别，固非所当问。又其招降纳叛，封赏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与同尽者甚多。此亦见定天下之气度，能使武夫悍将释甲来归，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未降者亦知劝，检《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见。举一最显之事为例。如牛金星，为李自成丞相，明国亡君殉，皆系此人。当自成据燕京时，金星以宰相之威福，纪载洋溢，逮自成败后，金星归宿，世颇忘之。《史稿·季开生传》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并世祖之优容焉。《若柱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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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靦颜朝右。其子铨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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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纠举金星为不合理而削职，似乎奖奸，然其时天下扰攘，方事招徕，以散乱势。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给事中。则此必改官后所奏，事在世祖亲政前后，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愿归者可以无疑矣。此所谓“雍齿且侯，吾属无患”，汉高所以为豁达大度，如此类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视为奇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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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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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巩固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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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圣祖嗣立至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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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迭次建国于南方，适与世祖一朝，相为起讫。明虽数尽，清所假以驱除者，不能专恃八旗，旗军人数固不足，且尽用旗人敌汉，亦于招徕之道隔膜。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抚外，亦用明旧帅旧军与旅距未服者，以声气相呼召，此吴三桂等诸藩之所以拥众难散也。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为先驱者，盖有四藩。吴三桂独专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历帝于缅甸以归，有代沐氏世镇云南之意，封之为平西王，为最强之藩。耿仲明之孙精忠，袭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虽已于顺治间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犹与三藩相呼应，此为开国以来不易消之巨患。世祖未壮而崩，亲政以后，不过十年，既于明代厉民之政痛与革除，复能以笼络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适成一除旧布新气象。既遭短折，圣祖以八岁嗣位，又落于辅政诸臣之手。以开创大业成于两代冲龄之主，当时柄国之亲贵，惟以定国为务，不知觊觎天位，是亦孟子所谓“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悦”。明初两世有亲藩之祸，清初两世得亲贵之力，新开化之种族，淳朴有甚于汉人，此亦其不可轻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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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误会夜子时，系于丙辰。此亦《史稿》应改正之一点。初八戊午颁遗诏，初九己未即位，改元康熙。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于世祖之过举胪列无遗，引为己罪者十四事。其中以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为两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渐习汉俗，于祖宗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为一款。又宗室诸王友爱未周为一款。满洲世臣不能专任，部院印信亦令汉官掌管为一款。求不得罪于实力所在之满臣，用意甚切。而辅政亦满臣。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憾，盖非一日。此可见在廷之有意见。而其实世祖为己过之事而引罪，圣祖亦并未因遗诏之故而疏远汉臣。是敷衍满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权衡，亦不至真为满臣所把持。此亦英明之见端，与清末之反为亲贵所挟而致亡，正有天渊之别。至见贤未能尽举、见不善未能尽退两款，虽系门面语，中有事实，亦见诚恳。厚己薄人、糜费不节两款；御朝绝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聪明、不能纳谏一款；知过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而于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丧逾滥不经一款，为世祖生时所不肯言。设立内十三衙门，与明同弊，亦不似生时爱幸吴良辅情状。《东华录》言遗诏由王熙、麻勒吉二学士所草，世祖谕令奏知皇太后宣示。而王熙自著《年谱》，叙此时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则遗诏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临崩前所见之原草也。说详余《世祖出家考实》，不重录。两事中端敬丧之逾制，不过认已往之过，而废止十三衙门，为清一代突过往古历朝之善制。生时立此衙门，未为独有之失德，遗诏废此衙门，则真能以明为鉴，在历史为非常之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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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内十三衙门，处斩内监吴良辅，《清史稿·世祖》、《圣祖》两纪互相矛盾。《世祖纪》顺治十五年三月甲辰书：“良辅受贿伏诛。”《圣祖纪》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书：“诛有罪内监吴良辅。”其实两俱有误。《东华录》于前一月日，书良辅贿案发觉，结之云：“良辅寻伏诛。”《史稿》忽其“寻”字，于后一月日，书谕旨废十三衙门。中有“良辅已经处斩”一语，亦未必斩于是日。惟世祖崩前五日，已书不豫，而尚亲幸法源寺为良辅祝发。知斩良辅决非世祖崩前之事，已见前。史文之待订者往往类是，幸而史料具在，可以考确，否则又成疑窦，此不独《清史稿》为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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