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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平苗之真实兵事。前此七省大兵，乃兵至苗去，兵过苗集，治标不治本之策。《圣武记》谓嘉庆元年六月，和琳复乾州，使额勒登保等进攻平陇，而自与毕沅、福宁及巡抚姜晟等毕沅新任两湖总督。福宁旧任，调督两江。遂奏善后章程六事，大抵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惟购收枪械一事，颇关系而议旋寝。及嘉庆十年，兵备道傅鼐始按察勒缴四万余件云。《东华录》不载和琳善后六事疏，殆以善后之说为虚饰，以后十年事实具在，故《实录》删之欤？清《国史·和琳传》则曰：“七月，疏陈苗疆善后六事：清厘田亩，归并营汛，酌改土弁，修复城垣，收缴鸟枪，安插被难民人。上以收缴鸟枪一条，尚须斟酌，仍敕和琳筹办妥善。”然则缴械事反由上意寝之，此亦太上耄昏，和珅用事，知其弟所必不能办而故缓之也。夫不缴械则何谓善后，此固给盐粮以养持械之苗民，使遇机而逞。和琳于给银、缴械二事，尚不敢不并言，中旨成就其封拜之盛，亦由白莲教日炽，急欲移师，乐得置苗为后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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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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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乾隆乙卯，嘉勇贝子征苗时，川、湖、贵、广重兵环境，湖南提督刘君辅进五路平苗策，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军。鼐则侦谍阒然，声东击西，倏然其去，忽然其来。苗各自守则党日离，不测则情益绌。从来备西北边，莫善于李牧一大创之法，御流寇莫如坚壁清野法，而惩苗则莫如沈希仪雕剿法，鼐专用之。大小百战，歼苗万计，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余口，而所用不过乡兵数千。则又其训练有过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长：奥壑重巇，足仄目悸，兽蹠猱腾，如蓦平地，此一长也；地不可容大众，其进无部伍行列，退则鸟兽窜，冈回箐邃，贼忽中发，内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长也；铳锐以长，随山起伏，命中莫失，惟腰绳药，无重衣装，耐饥渴寒暑，此三长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轻走以习步，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俯击仰攻，临敌亦不方阵进，呼聚啸散，无异以苗攻苗。又苗兼挟利刀，乘火器甫发，冒烟豕突，因兼习藤牌刀法，狭路相逢，则短兵接战，复以趋捷胜。每战还必严汰，不但趑趄者去，贪掠者去，即徒勇而昧机宜昧号令者亦去，数年始得精兵千，号飞队。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行山涧风雨而行列不乱，遗赀货载道无反顾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阵亡若子弟，报公愤如私仇。而乡兵既明地利，习苗情，又多被祸同仇之家，故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绥苗事闻，诏各省督抚提镇，以鼐练乡勇法练官兵。《宋史》称辰州土官秦再雄练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历山飞堑，遂一方无边患。故详著之，庶后筹边君子有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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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与苗民战之兵来历及编练。就地发自爱身家之人，以地方官为帅，不用勋贵之重，七省调发之烦，批郤导窾，不用泰山压卵大而无当之力。此因兵事而详其兵制者。以下乃可言善后。非元年平陇未下和琳等遽奏善后六条后悉作废之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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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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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屯田一事，与修边御苗错举，皆于十年蒇事。其始不无广占民田，以权利害轻重。及事定民争复业，屡有讼言，于是议者人异词。今独载鼐上巡抚高杞书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兵卫民，民实屯。有村堡以资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维。迩者贵州巡抚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请陈利害情形而效其说。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其营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师后，苗云扰波溃如故。维时鼐竭心筹之，无出碉堡为上，遂募丁壮子弟数千，以与匪苗从事。来痛击，去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而后苗锐挫望绝，薪烬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载，乾隆五十九及六十两年。用兵以来，苗乱奏报以六十年正月为始，湖南本省用兵乃先一年已起。已糜帑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虞，则目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于始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佚于终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千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而后边无余隙，各环苗境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兵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赡。在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即后路同资屏藩，亦乐损有余以补不足。此所以谓之均田，始本民愿，后有讼言，不为主者罪。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则其亲族而距边稍远者，则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土民杂处者，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为无赖，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稽之古效则如彼，筹之今势则如此，惟执事裁之。”其坚持定议者大指盖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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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善后之根本。高杞任湖南巡抚，在嘉庆七年至八年，时办屯已有效。以丁御苗，以屯养丁，兴屯之田，视需丁之数而定，均之于民户，而计其所养之丁，仍为各户子弟亲族。又有但输屯租，不以田别授者。后来首祸已弭，民思故业，不免兴讼，遂于鼐有间言。当其初不费国家给养而得节制精劲之兵，功成之后，民有缺望，国家当设法代弥之，而反为任事者之谤议，较之福康安之泥沙帑项，师亦无功，徒得封拜，何可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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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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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久制益密，田益辟，则又有出前议外者。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赒恤，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田，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于五年陈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陈经久八事，十二年复陈未尽七事。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故约官与兵民曰：“无擅入苗砦，毋擅役苗夫。”约苗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靡财，毋挟枪矛寻睚眦以酿衅。”则永永不穷且变，遂同学校同考试。呜呼！其亦善深长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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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真善后。《先正事略》又详之云：“又以诗书礼乐化其獉狉之气，请将乾、凤、永、保四厅县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苗字号，外加中额一名。苗民益感奋。”李元度亦湘人，故《事略》亦得其详，然大致用魏氏说，稍补苴耳。当时收拾人心，以科举为最有力，新疆于清末行科举数次，遂与满、蒙、藏情态迥殊，苗疆善后，至此而攻其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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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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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间，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盖以经略督抚之权行之，故帖帖无异议。鼐区区守土吏，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龃龉拮据中，盖独为其难。即其始欲不借屯以养丁，继不长屯以安乌合数千众，其可得乎？后之君子设身以处之。综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加按察使衔。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边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给，门一木匦，诉者投满其中，夜归倒出阅之，黎明升堂剖决尽。兵民以专至，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权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复入觐，天子方将擢鼐巡抚湖南，而六月卒于官。事闻震悼，赠巡抚，赐祭葬，敕祀名宦祠，并许苗疆专祠。呜呼！捍大灾，御大患，有大功德于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状。嗣兵备道者桐城姚兴洁，招源纂《屯防志》、《凤凰厅志》。志例当有传，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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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略举兴屯之与所凭借，为三省安边，民得苏息。不当以事后之浮议为据。以平苗之人而留苗疆去思，苗人德之如此。立苗疆专祠，较之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等祠，纯出于君主恩私者，其荣辱何如也！嗣子端弼幼，清《国史》作四岁。四岁嗣子主鼐后，故无碑状，则本无谀墓之文。魏源修《屯防志》及《凤凰厅志》，皆鼐立功所在，而屯防尤由鼐而成，《志》当有传故为传，更非有傅氏后人请托之，此诚地方人士之公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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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亭杂录》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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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文襄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匪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岩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兴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傅厚庵鼐，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襄王倚重之，明参政亮因荐公为凤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翦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时宿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转战数旬，苗大败奔还其寨。公围之，苗民请降，公与之约曰：“嗣后有阑入汉界者，檄诛不贷。”苗稽首惟命。公乃抚之曰：“叛吾仇，降即吾子，忍不抚育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天子喜，擢公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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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梿以宗室亲王，于福康安亦作此语，然其曰“养贼自重以邀封拜”，则无是理。封拜则已封拜矣，又何用养苗民自重为？若不死，则久顿兵，必且无以见天下，其不进乃计无复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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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间辟新疆二万里，自是事实，然纯由天予，将帅无足称。余所谓“十全武功”，亦自乘富强之势耳。至征苗而亦于太上训政时告蒇，务与十全之语相配。其后十年，傅鼐成功，然后知平苗有表里二役。鼐之真实事迹为清代武事之足训于后世者，不可不知其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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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嘉庆间兵事二——三省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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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白莲教之役，为清代第一次长期之内乱，旗军之不得力，亦显露于此。其乱象与明季末年相仿佛。众股迭发，不相统率，残破各处，不据城池。出没三省，大股人数动辄数万。事亦起于乾隆中叶以后，而大发作于内禅告成太上训政之日。盖吏治至乾隆朝而坏，内乱之原，无不出于吏虐。康熙间崇奖清廉，大吏中有若汤斌、于成龙、张伯行、陈摈诸人为尤著。风声所树，为大吏者大率端谨。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高宗则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乱机已遍伏矣。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清水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于八月间起事，袭城戕吏，连陷旁邑。方据临清旧城夺新城，援军大集，擒伦于城中，凡一月而平。明年而白莲教事发河南鹿邑，遂为川、楚巨乱之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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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武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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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者，奸民假治病持斋为名，伪造经咒，惑众敛财，而安徽刘松为之首。乾隆四十年，刘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复分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徒传教，遍川、陕、湖北。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以煽动流伪。乾隆五十八年，事觉复捕获，各伏辜。王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刘之协远扬。是年，复迹于河南之扶沟，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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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旨大索。州县吏逐户搜缉，胥役乘虐。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时川、湖、粤、贵民方以苗事困军兴，而无赖之徒亦以严禁私盐、私铸失业。至是益仇官思乱，奸民乘机煽惑，于是发难于荆、襄、达州，骎淫于陕西而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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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白莲教缘起。《东华录》不载，当出《方略》。《东华录》于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铺张内禅盛典。二十五日壬申，枝江、宜都白莲教聂杰人、刘鸣盛等纠众滋事，命惠龄剿之。惠龄，时湖北巡抚也。二月，擒聂杰人，而当阳白莲教林之华陷城戕官，命西安将军恒瑞率满兵二千往剿。三月初三日己酉，命乌鲁木齐都统永保往会剿。三月，襄阳白莲教姚之富与教首齐林妻王氏陷竹山、保康，施南之来凤亦陷，扰及四川酉阳。而恒瑞复竹山。四月丙子朔，命将郧县、郧西责成陕甘督宜绵督属办理。竹溪至保康，责成永保、恒瑞。当阳、远安、东湖责成湖广总督毕沅。枝江、宜都责成惠龄、富志那。襄阳、谷城、均州、光化责成侍卫鄂辉等。来凤责成四川总督孙士毅。于是白莲教遍三省之交，三省大吏又益以北来禁旅尽赴军，声势浩然矣。未几，孙士毅且以剿来凤白莲教功晋男爵。又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以兵会。又散蒙古窃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助骑队。六月，永保复请调湖南苗疆兵二万移剿。前督湖广之福宁已调任督川留办兵事，与荆州将军观成破白莲教于旗鼓寨，投出者二千余，诱坑之，而以阵斩报，加宫保，益坚附从顽抗计。大帅麇集，各顿兵避战，久无功。赏复头等侍卫明亮追襄阳白莲教，教众走河南唐县，官军劳顿，复请增调山东、直隶兵四千，简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九月，以和琳卒苗疆，诏明亮驰往湖南，遂受平苗封爵而返。十月，四川达州徐天德等激于胥役，与太平东乡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四川故有啯民，盖金川之役，永保之父温福以大学士督师，于乾隆三十八年，败殁于木果木，逃卒无归，与悍民以剽掠为生计，散处于川东北者也。官捕之急，遂合于教。又襄阳白莲教亦多入川，皆战斗如素习。孙士毅已卒，新川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陕西巡抚秦承恩皆无敢掩之者。毕沅惟力请罢苗疆兵移剿。白莲教愈蔓延，所过则官军报捷蒙奖，实则白莲教本不坚留一地也。总兵大员，累有战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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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正月，苗事报大定，额勒登保奏移荆州将军兴肇兵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兵二千余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率兵六千赴达州。白莲教又有王廷诏、李全诸股出没豫西。河南巡抚景安尤怯敌，其人和珅族孙，任用别有径窦，仁宗亲政后乃发之。在鄂境之姚之富、齐王氏亦入河南南阳，其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而豫西之教众则被清军追，又入陕，齐、姚各股又与合，清军尾追每后数日程，所突至无迎阻者，去则谓之扑灭，来则谓之滋扰，谓之蹂躏。四月，诏言：“明季流寇横行，缘其时纪纲不整，朋党为奸，文恬武嬉，置民瘼于不问，以致坏事。方今吏治肃清，勤求民隐，每遇水旱偏灾，不惜多费帑金，蠲赈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应知感。邪匪不过乌合乱民，国家威棱远播，荒徼无不宾服。若内地乱民，纠众滋扰，不能立时殄灭，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云云。勤求民隐，实有此意；蠲赈兼施，实有此事。其不至为明之继者在此。至云吏治肃清，根本即为欺谩。白莲教之乱数年不能已，岂得与吏治并存？时太上训政，和珅当事，锢蔽聪明，矛盾不自觉也。同日即免受扰应山等五县额赋。后七日，又予达县等三州县难民三月口粮及修屋银。此皆恤民之可证者。后复常有其事，然未知实惠及民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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