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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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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嘉庆间兵事四——畿辅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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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兵事，有何可纪？纪兵事，见吏治之败也。乾隆以前，非开辟疆外之兵不纪。乾隆中叶以后，台湾已为内属后之兵事，亦略之。临清一役，乃嘉庆教乱之先见者，以为时甚暂，亦不专述。而内乱之萌孽，实始乾隆朝之骄泰，为种败亡之因。嘉庆间，苗、教、海皆内地子民，所以暴动者，皆缘官吏之非人，纵不尽由迫压，而寸土皆官治之地，一民皆受治之人，岂有省道郡县层层统摄，而为变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酿成大乱之理？海事甫靖，教乱又兴，此事前接川、楚，后接金田，秘密党会之无法解散，于刘清之不见用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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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六年春，有星孛见紫微垣，教众指为惑众之具，谓应在二年后之九月十五日。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东巡启銮，秋狝并谒东陵。九月甲子朔，命随扈之皇次子绵宁、皇三子绵恺先还京。绵宁即宣宗讳，以先还，故得以宫中御寇立功，封智亲王者也。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庄回銮，而是时教众已事露先发。盖距九月十五之期已近，一则伏戎于道，要回銮之驾；再则窜迹入宫，起事即在禁中。皆其所预谋，以应期会。其主名则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为分股之目。《圣武记》谓：“天理教聚众敛财，愚民苦胥吏者争与焉。”可知民之从教，亦由官迫也。从教则何以减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详。意当时胥吏多奉教，入教则可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鱼肉耳。教首在河南者为滑县李文成，在直隶者为大兴林清。教众谋久，自必外泄。会知滑县者为强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愦愦。有退吏讼系，感克捷白其诬，告以教众谋。克捷密封白巡抚高杞，申卫辉知府郎锦骐，请兵掩捕，皆不应。克捷知事急，于九月初六日，突执文成，先刑断其胫，及其党二十四人，镝之狱。夜半，其党牛亮臣劫狱出文成等，屠告发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属均死之。时高杞已调任热河都统，新任方受畴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台斐音署巡抚而滑县失陷事，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奏闻行在。十二日乙亥谕：“温承惠奏河南滑县老岸镇地方有匪徒黄兴宰、黄兴相并宋姓为首，兴天理会。于本月初七日聚众滋事，滑县已失，县官被戕。长垣县亦有习教之人。高杞若尚未离豫，著督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又：“以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马瑜驰往长垣、滑县剿贼。”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来直隶协剿。”又：“命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境，剿捕贼党。”十三日丙子，又谕：“掘素纳当是正定镇总兵。奏：东明县朱炜禀报：县属齐五集铁匠张文典首称有长垣县南乐集人姜复兴托打钢刀十把。该县盘获姜复兴，究出伊与滑县白家道口宋义升、长垣县马塞村马文陇伙同习教。当将姜复兴收禁。又于初十日，长垣县典史刘世治禀报：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陈梦熊首告，知县被害，都司领兵抢出该县尸骸，遍身有伤，身首异处。又知开州于晓禀报：东明县城被围危迫。恤长垣知县赵纶，量赏铁匠张文典。”十四日丁丑谕：“色克通阿奏：滑县匪徒牛亮臣等杀入县署，劫放狱囚。著添兵并力歼除。”十五日戊寅，驻跸髻山行宫。山东巡抚同兴前奏：“拿获金乡县编造歌词敛钱惑众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张文明等十八人。”至是又奏：“崔士俊供：‘先从城武县刘燕习八卦离字教，又从直隶长垣县徐安国习震卦教。徐安国告以今岁九月交白洋劫，届时老教首给白布小旗插门首，可免杀戮。’”又据奏：“定陶县城于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又递到十三日由五百里驰奏折。十一日，曹县续陷被据，敕温承惠与东省并力夹击。此皆九月十五以前各日事。由强克捷先破教众之谋，刑伤其首，致三省交界地带，不及期尽发，而行在无警矣。十六日己卯谕：“绵宁、绵恺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贼入苍震门，经总管太监擒获。未刻，内右门西又有贼越墙入，绵宁仓猝取进鸟枪，击坠墙上一贼，又击毙手执白旗在墙上指挥之贼。”又谕：“仪亲王等递到折，称剿办事已大定，讯取活贼供词，贼进禁城二百名，歼毙及活拿者三十一名。又供地安门外尚有贼五百名。此项余贼如何办法，著回奏。”旋知已为留守京师王大臣入卫官兵所擒捕。此为九月十五克期直攻内廷之教众拒退情状。十六日，诏停谒陵回京。十七日，下诏罪己。是日，步军统领英和等选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庄拿获林清，盖由前同兴奏首犯刘真空潜匿离京二十八里之沙河，即谕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拿获。供称：“前生姓刘，所有十五日禁城贼匪，由伊派拨属实。”又据所供太监刘得财等伙同入教。引入东华门者，刘得财、刘金；引入西华门者，张太、高广福；又王福禄、阎进喜在内接应。又究出杨进喜，亦由西华门引路。复严诘林清，坚供太监在内同谋者止此七人，凌迟处死完案。此办理禁城之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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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东、豫三省失守各州县，以李文成为首，既戕官据滑县城，胫断不能远出，遂不能与京畿教众相应。林清竟不知外地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无援而败。滑城教众萃精锐于距县十八里之道口镇。镇临运河，有积粮，据以号召诸所据州县，而出兵围浚。时温承惠督兵大名，巡抚高杞军浚，皆按兵不动。同兴亦闻报逾旬不发兵。刘清于川、楚军罢，仁宗从其志辞布政使，改任山东运使，力争于同兴始发，身先士卒以攻，总兵陈某反随其后作策应，而奏报中以同兴在山东战绩独佳。帝不满于温承惠，诏以陕甘督那彦成代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兵进剿。那彦成以阿桂孙蒙倚任，又调禁军及西安、徐州兵益之。至卫辉，闻滑势盛，请俟调山西、甘肃、吉林索伦兵五千而后进。诏以“远道征兵，非数月不达，任贼蹂躏，束手坐视，停留长智，或奔突四出”，严旨斥之。赖杨遇春能战，在东省又有刘清，亦尚因以有恃。至十一月，各县皆复，惟滑坚厚而多粮，教众以守，无敢忤。官军围之久，教众拥李文成出收外属众，作西入太行之计。文成胫创，以车载乃行，招众四千，入辉县山，据司寨。总兵杨芳追之，累战，夺司寨。李文成自焚死，获其尸，然后并攻滑。滑城外官军已屡隧地谋轰城，辄为城中觉阻之。杨芳来，乃成掘隧计。十二月十日，药发城崩，官军夺城，巷战自哺至夜，俘教首牛亮臣、徐安国等。事平，那彦成加宫保，封三等子；杨遇春三等男；杨芳、刘清赏赉有差。是役敢战者惟平川、楚旧将，而那彦成居功首，刘清则径改武职，名从其志，抑可谓失人矣。时用人之柄，满洲固例居人上，汉人以科目为重，若刘清起拔贡，与苗役之傅鼐起吏员，皆不易自显。视雍正时之用田文镜、李卫，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挤，虽未必尽当，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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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克捷以先发，刑李文成断胫，功大，事后赐谥忠烈，世袭轻车都尉，官其二子，于原籍韩城及滑县各建专祠，并加韩城学额。所扰各县中，惟金乡知县吴阶守御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沈宝麟撰阶传，详其城守功，乃颇得义和团之力。此知义和团由来已久，与天理会向仇敌，故官收其助。宝麟，嘉庆三年举人，官汤溪教谕，所纪自当时事。近言秘密会党者，谓白莲教在北变义和团，又言诸教会皆明遗忠，此持种族见，皆迎合潮流语。今满族去矣，各省红枪、黑枪、大刀、小刀之会如故，此又何说？在理会弥漫全国，亦不闻有他变。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为失纪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殁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又以《聊斋·侠女篇》为证，夫《聊斋》多脱胎《广记》，以笔墨自娱，原不负纪事之责，且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后事。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愿谈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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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守御有功，相传因此而得大位。然据《东华录》，《宣宗录》首云：“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亲书上名，缄藏匣，默体先志，慎简元良。由是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面稽列圣，寅承对越，胥寓深心。”云云。则建储不待立功后矣。云“缄藏匣”，不云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其匣究藏何所？缄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后。但高宗两缄储名，一则先夭，一则亲行内禅，俱不待受遗诏而后启。仁宗则缄而不书正大光明匾。文宗以后，穆宗系独子，德宗、宣统系西后援立，以便其私，无所用其缄。高宗作《储贰金鉴》，发明从古立储之害，若千圣百王，早定太子，皆为不智。此实因噎废食之拙计。父子兄弟，一片机心，天伦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正大光明匾，不过在乾清宫内，苟欲窃视，有何阻难？仁宗以后，更不置匾后。据当时纪载，乃托之于内侍之身畔，以内侍之身当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内侍，怀此重器，在宫中给事历数十年，以小人挟此神秘，其变幻何所不有。其未肇清室之大变者，别有天幸，谓为可作家法，可傲千圣百王，则真无知之见矣。宣宗己名在匣二十余年，宫中更有御寇大功，又仁宗元后所生惟此一子，依历代立储法，亦为天定无可改移之事。乃仁宗崩后，遍觅匣不得，大臣搜索御箧，最后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后，犹不自陈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为出于情理之外，诚荒诞之甚也。《清史稿》于戴均元、托津两传，俱载其事。尤详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世臣童试时即受均元知，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事，岂能以无据之言诬蔑宫寝，将不为戴及己身家计乎？然则语必可信，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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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均元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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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嘉庆二十五年。春，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名托津。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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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锁固无钥”以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谓无钥为不可开，是何异俚俗语谓箱箧被盗取去，主人自庆云：“钥尚未失，盗无如此箧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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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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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道光朝士习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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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达官自刻奏议者，往往得罪。纪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士气消沉已极。仁宗天资长厚，尽失两朝钳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若赵翼之《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熤之《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皆有涉世务之作。但在嘉庆朝为极少数。至道光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盐，曰河，曰漕。议论蜂起。当时亦竟有汇而刻之以传世者，贺长龄之《经世文编》是也。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为倡，林则徐之译各国图志，徐继畬之译《瀛寰志略》，皆为筚路蓝缕之功，而纪蒙古之《游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时。道光间学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谓非嘉庆朝所有矣。盐、漕、河三事，能文绩学之士皆有论述，而当事之臣采用之，朝廷听纳之，颇有改革。惟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咸丰初天然溃决，不可收拾而后改道，乃得苟安数十年。此道光朝之国事，亦即道光朝士习所由成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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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务之坏，坏于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赋为永制。不加赋云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孙之以侈得祸也。圣祖六次南巡、东巡、西巡及亲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闻所过病其劳费。高宗亦六次南巡，则昭示太平，跸路所过，皆有点景，尤以扬州为极盛，高宗所谓“商人捐办，不碍务本之民”，此即取之盐业，为一时自谓得计。实则节次内乱用兵，平教乱者三，平海患者一，何一非由私盐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发其覆。至道光间国课积亏，乃始哗然盐法之弊。此士论以盐为集中之点者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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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唐以前榷盐之法，偶行辄罢，不为经制。刘晏以善理盐策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见于史。继晏者更累加盐赋，而私之利益厚，积私贩为枭盗。有厚利以歆之，而趋附日众；有拒捅以习之，而犷悍日增，捕以公战怯，枭以私斗勇，既常苦于不相敌。而为他劫掠之盗，民必仇之，助官纵迹除患；为枭盗则与国争利，无累于民，民反得廉价购盐之益，故不加嫉视或反阴庇之。至秕政更多，善良失业，倚盗为生者益多，则大乱成矣。黄巢之亡唐，张士诚、方国珍之亡元，皆最著之盐枭。明之倭寇，清之海盗，倚海为家，即依盐为活。其余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党，无资粮不能团结，资粮莫如私盐。此必然之事无待疑议者也。官盐价平，至私盐无利而枭自散，无所用其捕也。以捕胜私，则为盗练抵抗之力，使由小盗为大盗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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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食货志》：“垂舆屡次游巡，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此说盖指高宗之南巡。夫谓长芦、两淮因供亿乘舆而致困商耶？则正不然。亏帑许其病国，加价许其病民，商挟帝眷以挥霍于其间，正是最得意之日。芦商海宁查氏，声气之广，交结之豪，世称天津水西庄。至所谓查三膘子，历见诸家笔记，至今流为戏剧。淮商则《扬州画舫录》所载，园林栉比，尽态极妍，备一日之临幸，即为诸商家豪侈娱乐之所。河道稍宽，则就凿为湖，所凿之土，垒于湖中，名小金山。岩石嵌空，楼台曲折，经营于其上，导御舟至其地登岸。蒙允则一夕造成御码头，白石广平，翼以栏盾。登岸即天宁门外上下街，诸商所造园林盛处。今虽一片荒凉，遗址犹人人能指点也。《食货志》又言：“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此商倚国而为豪举，帝自以为不累民，而盐贵私盛，养成枭盗不知凡几。国取润于商资，商转嫁于民食；国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谓民食贵盐而即有碍生理，其说为主张加价者所笑。谓斤加数文，人食盐多不过三钱，斤盐可供两月之食，一人一月多负担数文，何至告病？不知商品贱则销，贵则滞，所争在毫厘之间。官盐价贵，即为枭贩驱除。内乱之萌，起于枭贩，枭贩必有结合，则所谓秘密社会皆发生于是，长养于是。近时人留意秘密社会史料，吾以一言蔽之：官盐价不敌私盐有以造成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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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间，帝王与盐商之自生，尤可怪叹。《食货志》言：“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余息银数逾千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一千七百两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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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史馆《彰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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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调江苏。六月，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征银，谕曰：“此项银两，历来盐政并不奏明，显有朦混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以每引三两计，应有千余万两。著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查。”寻查得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借端侵肥状，俱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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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案，各书叙述不明。《东华录》虽谕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来源未著。清世《三通》述盐法，皆不及此事。各记载中，以卢见曾之牵涉多为一代文学名流，往往道及卢之得罪，所谓“卢雅雨都转狱事”，王昶、纪昀、赵文哲等皆得罪，高恒、普福定斩候，卢定绞候。时卢已七十八岁，未伏法死于狱。合《食货志》与《彰宝传》观之，知高宗借帑给商，规取利息，本利齐拔，年数十万。前后套搭，永无清日。其实则商人按引提银备缴，所提之数甚巨，而缴者则年止二十万至四十万而止，其余商又中饱。盐政、运使则坐享其馈送，代为朦混，不报提引确数。事历二十余年，忽于尤拔世为盐政时，题明所提为每引三两，则至少以年销五十万引计，亦应有三千万两，以故兴此大狱。夫盐引所提，皆盐价所出，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财货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来。理财者以为取于盐为最轻微而易成大数，是诚然矣，殊不知有私盐以拟其后。此则国危之真谛，圣贤所垂戒，断非揣测过甚之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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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叶以后，教乱海患迭起不止，民生之糜烂，军饷之耗费，不可数计。而养成之源，尚无人指陈盐弊者。商人营求盐政，定为封轮之制，轮到售盐，不准争先抢售，致有跌价。把持愈甚，盐价愈坚，私销愈畅。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奏请楚岸开轮。二年，盐政曾燠奏称：“轮规散后，有亏商本。”玉庭奏驳之。湖广总督陈若霖亦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余引。”既而楚督易李鸿宝，又徇商求，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淮盐岁应行纲额百六十余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于是朝廷始认为切己之事，召江督蒋攸铦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澍之治盐务，先见于其嘉庆末为川东道时。川东道驻重庆，私盐横行，沿江千百成群，当事议令营汛开铳击遏，澍谓是必激变，请减价敌私，计减四分之一，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此川盐事。川盐之减价，有司尚能主持，遂有此效。淮盐则积重更难返，而减价敌私为根本之计，则天下所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