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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秀全始下金陵，议图河北，即诏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间道疾趋燕都，先东下破镇江、扬州，为北上之路。罗大纲以悬军深入为不然，且谓秀全不应安居金陵，委诸军犯难而不顾。则林、李之全军皆覆，即秀全辈之无志于中原，事载《清史稿》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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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洪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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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乃遣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军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大纲诏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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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据李秀成供。其北上之军尽没，果如大纲言。至东南必用水师，其识与郭嵩焘、江忠源同，而国藩能用之。大纲谓广东拖罟船来，犹以拖罟船为可惧。其实拖罟之来，亦无甚效。湘军乃取法战船而自造自练，以湖南固水陆皆备，材木亦丰富之土地。定都可在金陵，但未宜高拱不出。后来之败，俱如大纲言。故湘军既成师，北伐又已绝迹，金陵城下终未能摆脱留攻之清军大营。湘之人材，利用清廷二百年之威令，胜负之数颇可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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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太平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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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时代轶闻，近日所得自外国者，率鄙诞无识，颇易为人所卑视。据《纪略》所载，及曾军托武穴行营所据蕲州、田家镇俘获文籍编行之《贼情汇纂》，比而观之，尚不及《清史稿》所叙，于太平尚有一时纪律可言，且删汰当时官书丑诋之语，专明其治军、治民之法，较为修洁，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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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建都，拥精兵六十余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六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帅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师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厅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于朝。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而职同官名目亦同。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职，尚不在此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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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太平天国官制，当是初制。其后于侯爵之下更设豫、燕、福、安、义五名，每名之上冠天字，天字上再冠一分别字，如承天豫、顶天燕之类。此尚无有，故云初制。自丞相以上，皆为爵而非官。官则各有司存，如殿前检点，必云殿前掌某检点。检点、指挥、将军皆朝内官。其军中官及守土官，职有治军、治民之分，而各级名目无别。就其创制之意而言，不可谓非大有思想。朝官不用元以前之三省总摄，亦不用明以来之七卿分治，有检点、指挥、将军之等级。额定之外，复有职同之名，以济额限之穷。其职掌，则据《纪略》言，朝内官有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史、右史、疏附等名。盖名多法古，但各职不相统属，乃汉列卿治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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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同二字，文内已两见。又据《纪略》言，更有职同、恩赏等职。……封赏不时，改革不一。曾见有撰伪官表者，大率以节令星辰肆意编造。一职有至三十余者，烂羊都尉，灶下中郎，犹不足状其恶态也。据此，则职同与恩赏并称，犹古之所谓仪同耳。草创之朝，官职冗滥，不免因事因人，亦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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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宗当包括丞相以上凡有爵者而言。《贼情汇纂》中，全录太平礼制称呼原本。中一条云：“朕仁发兄、仁达兄称国兄，嫂称国嫂，庆善伯、续奎伯、元玠伯辈称国伯，庆轩、绍衍叔辈一体同称国叔，仁正兄仁宾称国宗兄。元清、辅清四福、韦宾辈，一体同称国宗兄。贵妹夫及后宫父母伯叔兄弟辈，一体同称国亲。细分之：后宫父称国丈，后宫母称外母，后宫伯、叔称国外伯、国外叔，后宫兄弟称国舅。”详其文义，仁宾当是凡洪族仁字辈者，自仁正以下皆是，盖非若仁发、仁达等近支。据《纪略》，仁发、仁达，秀全异母兄。恤王洪仁政与干王洪仁玕，俱秀全同祖兄弟。然则同祖以下之仁字辈，皆称仁宾，即皆称国宗兄矣。兄为太平全国通称，惟耶火华称天父。耶稣即称大兄，而秀全自为二兄。《贼情汇纂》言：“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腊马场设高台，贼日登其上，曰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据此，则讲道理之时，即讲明人类皆为兄弟之义，马生所斥，主观不同，不足深论。要之，太平国中尽人皆称兄弟，在广泛称谓中，父子亦兄弟之，固是事实，犹今言四万万同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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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之义，据礼制称呼中，东王、西王之第二子以下皆称万福，南王、北王下不见此文，或是略之。则四福者，东、南、西、北四王之第二子以下。其长子则称某嗣君千岁。又后增之侯以下五等爵，其第三等为福，或亦于此有关，今未能定。元清当是杨秀清，辅清为秀清之弟。韦宾辈则包括五王之兄弟子侄。一体同称国宗兄，此国宗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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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官与守土官，名目皆同，此尤有意义。守土治民之官，其于民人，亦以人数编制，是即《周官》比闾族党之制。自乡军帅以下，悉用乡人为之，是自治系统已成，户口之调查亦确。领之以朝命之郡总制、州县监军，则州县以上为官治，以下皆自治，与今各国制颇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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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别编四十军，是男女平权，女子亦服军役。就太平制度论，皆谓其男女之别甚严，虽夫妇同居亦斩。咸丰五年正月，以旧人亦多逃，询知为不准有家故，乃许婚配。此武昌马生所谓男女分馆不准见面者也。其有奸掠，乃初到未禁纵掠时。分馆后则不然，此亦见纪律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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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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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军制，每一军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军帅统之，总制、监军监之。其下则各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分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凡由此至彼，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鱼贯以进。凡行军乱其行列者斩。其牵线行走时，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坌集。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至于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操之司令，兵士悉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瞭敌。守城无布帐，每五垛架木为板屋。木墙、土墙亦环庋板屋。地当敌冲，则浚重濠，筑重墙。濠务宽深，密插竹签。重墙用双层板片，约以横木，虚其中如复壁，中填沙石砖土。筑二重墙，筑物无定，或密排树株，或积盐包、糖包及水浸棉花包，异常坚固。其攻城专恃地道，谓之鳌翻。土营而外，又有木营、金营，组织诸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皆如土营之制。立水营九军，以军帅统之。但未经训练，不能作战，专以船多威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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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太平军制，亦迥非乌合之比，盖亦训练成军而后出。太平军自言其起事在丁未，应红羊劫谶，时在道光二十七年。广西群盗方炽，而秀全辈直至三十年冬，金田始有官军接触，一战而胜，遂不可制，其部勒固已甚久矣。惟水军为虚名，恃据掠民船结成巨帮，便运输而壮声势。其船不能作战，确系事实。湘军水陆均练。水师一出，太平军船舰遇即被焚。后江湖之险，惟湘军利用之，此为太平军最露短之一事。初都金陵，罗大纲言之而杨秀清不用，以此驰逐于东南水乡，胜败之数亦定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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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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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据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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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此则抢夺令严，专防官军利诱。去敌三十里即可据劫，非有要结民心之术。因粮于敌之说，不可行于吊民伐罪之时。若因粮于民，即与民为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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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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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之所至，先贴伪示，令人赀送，首重米谷，次则银钱珍宝，名曰进贡。给以字条，名曰贡单。云贴门首则贼不敢扰，人争趋送，单贴门首为护符。殊不知后到之贼，称属别队，照单复索，迭扰不已。最后则入室搜劫，罄所有而后已。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即肆意据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豫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盖贼倾水于宅，遇坎即入，从而掘之。有沟渠，则戽水以求，无不得者。是以逆氛所经，盖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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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因粮于民，确是事实。吾幼时闻诸年稍壮长之人，无不言之凿凿，与《纪略》言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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