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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棠奏言：“安集延侵我回部，谄附英人，英人阴庇之十余年，明知为国家必讨之贼，从无一语及之。上年官军克复北路，乃为居间请许其降，而于缴回各城、缚献叛逆节目，一字不及。经总理衙门向其辩斥乃止。兹德尔比、威妥玛复以此絮聒于郭嵩焘，以护持安集延为词，以保护立国为义，其隐情则恐安集延之为俄有。臣维安集延系我喀什噶尔境外部落，英、俄均我与国，英护安集延以拒俄，我不必预闻；英欲护安集延而驻兵于安集延，我亦可不预闻。至保护立国，虽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无立足处，何待别为立国？即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且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喀什义为各色，噶尔义为砖房，因其地富庶多砖房故名。八城富庶，以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为最，此中外所共知。英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名城，直以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从前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并索及疆土，彼为印度增一屏幛，公然商我于回疆撤一屏幛，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彼向总理衙门陈说，总理衙门不患无辞。来臣营陈说，臣亦有以折之。现在南路之师，与嵩焘片奏‘乘阿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一语，尚无不合。惟迫于数月之内，转战三千余里，窃恐势有难能。臣前闻英有遣淑姓赴安集延之说，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善为看待；如论及回疆事，则以‘奉令讨贼，复我疆土，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论别事，请赴肃州大营’。臣于此次奉到谕旨，当加饬其体察情形，妥为经理，务期预为审量，以顾大局。”云云。奏中于数月内扫荡，以为难能，不肯先作自满语。其实本年全疆悉平，距此不过六阅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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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宗棠疏，郭嵩焘在外国所进言，自缘不知国内事实，且亦言“数月内果能扫荡，即无异说。倘有阻滞，则趁此议抚，亦省力之一法”。此尚不足深论。其时国内主弃南八城者，实为旗人，故知旗人以新疆为私擅之汤沐地，不得擅则颇欲割弃，盖不服其徒为汉人见长地也。时有库伦大臣志刚上言：“西事今昔不同，虑其阳不与我争而阴助之。宜于天山南北安置兵勇，招徕农商，为深根固本之计。然后与两大从长计议，画定疆界，庶不至与接为构，进退维谷。”廷臣议者，亦皆谓：“西征耗费过多，乌城、吐鲁番既得，有屯兵之处，当众建以为藩篱，借省兵力。”宗棠贻书总署争之。诏统筹全局，密速奏闻。宗棠乃合对俄对英，陈其利害。略言：“我朝定鼎燕都，蒙都环卫北方，而后畿甸宴然。盖削平准回，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不可不预为绸缪者此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万里，一时不能无耗中事西之疑，圣意坚定不摇者，扩旧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疆，边军仍旧，饷不外加，疆宇益增巩固，可为长久计耳。今北路已复，惟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自更无抗颜行者。新秋采运足供，余粮栖亩，鼓行而西，无难挈旧有之疆土还隶职方矣。英虑俄蚕食其地，有所不利，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决无挠屈。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济木萨济木萨后改孚远县，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开垦，收获甚饶，官军高价收取，足省运脚。余如经理得宜，地方有复元之望。南路各处，以吐鲁番为腴区。八城除喀喇沙尔地多硗瘠，余虽广衍不及北路，饶沃过之。今已复乌鲁木齐、吐鲁番，虽有驻军之所，而所得腴地尚不及三之一。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至如前此之拮据靡措矣。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饷事匮绝，非速复腴疆，无从著手。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不容已。恳敕户、兵两部，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册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肃州，俾臣得稽考旧章，斟酌时势，以便从长计议。奏请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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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入，议乃定。盖英人之无理要求，本尽出中国人情理之外，乃旗下亲贵自有此主张，而朝士或附和之，足为外人张目耳。时金顺又有“愿以本军，乘俄用兵土耳其，袭取伊犁”之议，宗棠则贻书总理衙门，谓“北路兵力未必足恃，即有把握，亦无容舍堂堂正正之旗，为乘间抵隙之计。纵目前因事就功，将来必更难了结”，乃止。于此知宗棠决不冒昧图功，非万全不力主其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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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八月朔，锦棠遣军启行，趋开都河。白彦虎已壅河漫流百余里，阻官军，师行绕道百余里始达。九月朔，抵喀喇沙尔。城内缠回已为白彦虎掠去，城中水深数尺，庐舍荡然，招回避乱之蒙古数百人，令迁幕至开都河东，以实后路。初三日，收复库尔勒城，城亦已空，掘窖粮得数千石，救食乏。侦贼知所向，待粮三日复进。及之，则步骑数万，以远镜瞭之，持械者才千余人，余悉老幼回民挽车牛杂沓以随。乃下令惟执械者斩。寇委难民去，追及，败之，遣军护难民还。初十日，再及贼，败之。次日，收库车。自库勒尔六日驰九百里，拔难回约十万，宗棠遣员随军设善后局，招耕收，筹籽种，治涂造船，以通商贾，缠回争思归附。白彦虎经拜城，与安夷夷目掠城外缠回，城内回闭关拒之。十五日，官军至，拜城回开城迎降。十六日，追及贼于上、下铜厂，连败之。十七日，度戈壁百四十里。十八日，薄阿克苏，城回十万出降。白彦虎见官军日近，乃与安夷分窜，冀各缓其死。安夷窜叶尔羌，彦虎窜乌什。锦棠不以寇分而自分其兵力，乃令数将缓安夷而专追彦虎。十九日，行戈壁八十里，俘其渠马有才等。二十日，再败之乌什城东，遂复乌什。彦虎仍由布鲁特边遁喀什噶尔，与安夷合。于是东四城皆下。东四城者，最西乌什，稍东阿克苏，迤东而库车，而喀喇沙尔是也。东四城距三千余里，以二十日取之。锦棠开西宁道缺，晋三品京卿秩，备大用，余诸将给奖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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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二日，张曜军由喀喇沙尔进库车。有回酋麻木尔，自库车南之沙雅尔遁还阿克苏西南之哈番。至是，谋袭库车官军。锦棠自阿克苏侦知之，初七出兵，初九日击哈番回，破之，解散其众，麻木尔受创遁。时西四城犹在安酋手：伯克胡里自踞喀什噶尔，其南英吉沙尔，又南而偏东叶尔羌，再南而东曰和阗，和阗距喀城最远，其伯克名呢牙斯，围叶尔羌以应官军。伯克胡里愤甚，率众救叶尔羌，呢牙斯败走，降张曜军。伯克胡里进踞和阗，其留守喀城酋名阿里达什，于白彦虎之失乌什而来投，拒不纳，而喀城原有从逆之守备何登云、章京英韶及满、汉兵弁数百人，守汉城反正，使使迎官军。阿里达什保回城以攻汉城，告急于和阗。伯克胡里方以复保西四城向外国英、俄两边告捷，闻警，弃和阗奔回喀城之回城，且先属收纳彦虎自助。锦棠方自阿克苏遣军将攻叶尔羌，而喀城汉城反正并告急之使至，乃分军三道取喀城，期以十一月十四日入喀城。十三日日中，两路进取之军皆抵喀城，距数十里之外。锦棠自统之兵方进驻叶尔羌、和阗间冲要，以为声援。贼候骑猝遇官军，急归呼言“大军至矣”，缠回皆骇溃，安酋禁杀不能止。安、白两酋皆逃走，其党犹城守。夜三鼓，军抵城下，骑贼出战，汉城降弁凭城大呼助威，贼大败，守城贼亦尽走，未明而克喀城。追获著酋于小虎、马元、王元林等。白彦虎、伯克胡里及阿里达什遁入俄。锦棠师截歼逸贼，疾驱而前。十七日，复叶城，二十日复英吉沙尔，二十九日复和阗，于是南疆西四城皆下。俘故帕夏四子、三孙及妻子，按律治之。磔于小虎、马元、麻木里及倡乱之金相印父子于市。诛悍党安回、缠回、陕甘回千一百六十六人。新疆平。以次查各城流寓番夷，英国有商官、商人凡十人，乳目国有洋操教习二、商三，阿剌伯人三，皆给资遣还国。印度痕都斯坦及回部各国人五千余，去留听自便。布鲁特本分十九部落，喀城西北五部落已附俄，其余十四部落附安集延，至是附安者求内附，纳之。嗣是，四年十月、五年正月，俄迭纵逋回犯境，皆擒斩极多，并由回目捕献其来寇之酋阿里达什，迨俄交还伊犁约定后乃已。新疆之改行省，亦在俄约定后，事由锦棠主政。其郡县名，与旧设治之沿革，《史稿·地理志》详之，不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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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俄还伊犁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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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乘乱据伊犁，由其驻使以代收来告，事在同治十年五月。并告将收乌鲁木齐，其地有结团自保之汉民徐学功等，非纯在乱回手，故不得逞而退。伊犁已为俄据七八年，而后回疆平，而后索返之事起。盖据伊犁在金积堡下后，宁夏始告肃清之日。光绪元年五月，俄兵官索思诺福斯齐等五人奉命来华，取道甘肃出关归国，至兰州，谒宗棠于节署。是年正月，英翻译官马嘉理在滇为腾越官军所戕，英使威妥玛扬言英将调印度兵由缅甸入滇，结俄兵由伊犁进，以牵制西师。既而有俄使过陇之事，廷议皆疑其受威妥玛指来观我虚实，告宗棠毋示以瑕。宗棠复总署董尚书怐书，略谓：“我复旧疆，与英无涉。英欲越缅甸开市滇边以销鸦片，非各国共有之利，必不甘附和。由缅至滇，非用兵地，以主制客，不为利诱，地险心固，足捍吾圉。此时即与显起衅端，亦不可专以柔道牵之。至俄使奉命来在上年，何知有马嘉理事？何从受其指使？至则坦怀示之。陇祸已十数年，无可掩覆。”至是，果至，宗棠引居节署，间日一会食，询以外传与英有约之事。俄使言：“英人叵测，俄与中国从无衅端，国主意与中国永敦和好。伊犁驻兵，乃防回侵害。俟中国克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以交还。”又言：“此行意在请由内地开通茶市，径运陇边。”宗棠念俄已于恰克图通商，此请径销茶引，正可杜私贩，自我定厘税章约，许以边事定后徐议。俄使即以关外粮运艰，自请代购其国，径运古城，欲速师期以通茶运，相与订约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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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六月，官军复乌鲁木齐，北路略定。宗棠奏言：“新疆与俄毗连，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不但措置乖方，动多妨碍，即语言交际，偶尔失当，亦启猜嫌争执之萌。臣奉恩命督办新疆军务，身在事中，利害安危，不敢不引为己任。应恳敕下将军、都统各大臣，于俄人交涉事件，除本有定章应各照常办理外，遇交涉新疆者，应咨臣定见主办，不必先与商议，致远人无所适从，庶径路绝而轨辙互通，论说少而争辩自息。”从之。于是议者谓：“俄人始约克乌鲁木齐、玛纳斯，交还伊犁。各城已复，当与即申前议。”宗棠以为北路鲜当一面之才，即与旁缘旧说，必多要挟；即收回后，或别有意外之虞，翻难兼顾，不若姑以此委之，得壹意南路。南路平，即伊犁亦为不索而还。既而兵事愈顺，京朝益议交还伊犁。驻京俄使数以边境商民交涉各案未结为词，宗棠皆为平情定谳以报。三年十二月，新疆悉平，叛回渠魁遁入俄。四年正月，宗棠请敕总理衙门与俄使按约索取，复饬金顺移书俄边官，以还伊犁、交叛逆两事并议，而许以重犒。久之不报。是秋，俄借贸易，给白彦虎等路票，入边为寇，擒斩甚众。时五年正月，俄复纵逋回犯边，亦多击斩。朝廷已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与俄政府议收还伊犁事。据宗棠奏俄据伊犁后地方情形：“伊犁西面旧有拱宸、瞻德、广仁、塔勒奇四城，均弃而弗守，倾圮殆尽；绥定一城，近以之杂置陕回，距伊犁仅三十里。伊犁大城，人烟甚少，俄兵及商户均萃居东面惠宁、熙春、宁远三城，而金顶寺烟户尤多。伊犁管事俄官名马伊尔，品秩不过中国同知、通判之类，主伊犁之事者，七河巡抚也。七河一作七水，其官为固必纳三尔，其名为喀尔怕科斯克依。所驻阿尔图，地属俄境，在伊犁西八百余里。其兼辖之官，名图耳齐坦总督，名为克复满，亦呼高伏满，自称代国大臣，驻浩罕故都塔什干城，距我喀什噶尔不过数十程。”云云。观此，知俄于伊犁并不设重兵防华，金顺辈之欲以兵袭取，自是无识之谈。袭取不患其不得，交邻固不当轻以兵相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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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使俄，在四年五月。其后俄屡纵逋回以通商为名入犯，奏请俄人未交伊犁以前，应禁其通市。五年三月，崇厚奏言：“俄人于还伊犁，以通商、分界、偿款三端相要，而先请沿边弛禁通商。”廷议通商地方太广，界务复图侵占，偿款又无的数，诏崇厚不可急于索还伊犁，遽行弛禁贻患。下其书于宗棠，宗棠亦剖析其利害甚切。至八月，崇厚遽依前议，迭电报称约章见皆定议，于八月初八日起身赴黑海画押后即回京复命，并将现议条约十八款摘要知照等语此语见宗棠奏中所叙八月二十三日上谕。盖此约为崇厚与俄皇面订。中国有全权使臣，俄国即君主身任，并无留待批准之手续，此见曾纪泽与总署书。崇厚曾任三口通商大臣，曾以全权大臣订中与丹麦通商条约，曾承办中葡换约事宜，未尝非经过订约之熟手。纪泽又谓其牵于私事，回华太急，则其匆匆画押，直是为早作归计。一时舆论哗然。洗马张之洞特疏，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等公疏，皆请立诛崇厚，宣布废约。今观其索偿不过二百五十万两，所不足计。通商设领事虽多处，在当时为大患大辱，较之后来开埠日繁，未为甚病。惟分界，于伊犁西以霍尔果斯河为界，已画进数百里，南界于伊犁山外特克斯河流域悉割予俄。伊犁之通道南疆，越天山而行者本有两路，皆在此特克斯河流域以内，割去则只可通乌鲁木齐，再与南疆相接。伊犁将军旧兼辖南北，今无可达之道矣。塔尔巴哈台城界址亦改。照同治三年议定之界，画去地段不少。尤无理者为南界，伊犁本天山北路重镇，乃不得复自达于天山。此盖除中国之使臣，旗员之奉使，必无更有冒昧及此者矣。朝命逮崇厚下狱，以六年正月初三日命曾纪泽使俄，改订条约，俄亦接受新使，惟以旧使入狱为辱及俄皇。纪泽电请宽释，以全颜面，乃允开议，惟索全权字样，且一不合则云派员赴华，与华政府直接商订。宛转磋商，卒将特克斯河争回，余亦无大更改，然已为交涉之破格矣。方事之殷，宗棠以备战进驻哈密，舆榇而行。俄亦使兵舰游弋中国北洋，畿辅戒严。朝廷召宗棠入都备顾问，以刘锦棠代为钦差大臣。至七月约成，其于白彦虎等，锦棠主索回，俄以国事犯公例相抗，卒以由俄圈禁定议。回疆从此不扰，又保数十年之安。当其时，左帅兵竞于内，曾侯名重于外，人材会合，力等回天。较之军阀称雄，舶来表异，微有殊焉。此可以觇士大夫之风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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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回。回之变也，多由聚族而居，与汉人痕迹不化。始而以汉藐回，迨天下多故，则以回仇汉，而汉人无以御之，则变作矣。故回有地域与宗教之系著，陕、甘、新疆尚不尽一气，云南与陕、甘、新，更隔绝自为一系。湘中良将，未暇及此。贵州平苗，尚出湘军之席宝田、刘岳昭辈。戡定滇回，大功成于岑毓英；岳昭虽督云贵，亦惟虚己听之。毓英自有部属，自有节制。盖惟此一隅，不在湘军建绩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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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先言滇事之起因。滇自汉至于唐初，亦为中国郡县地。《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姚州及泸州三都督府，所隶诸蛮州九十二，皆无城邑，椎髻皮服。惟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天宝末，诸蛮中南诏蛮蒙氏据有其地，旋自立国号大理。”辗转易姓改号，自五代石晋至宋，皆称大理国。宋末，元起北方，当理宗宝祐元年，即元之宪宗三年，灭大理，复为蒙古统地。时蒙古尚未取宋，先有云南。其色目种人，自西域回部移来者至夥。云南回民之多，盖自此始。回汉相仇之事，自来不可胜数。至道光间，汉回互斗，焚杀几无虚日。贺长龄为云贵总督，二十五年十月，永昌府又有回匪纠众肆掠之事。迤西道罗天池杀戮永昌回民，指为内应，歼除几尽，回益怀愤报复。长龄以办理不善降调，代以李星沅，稍理其纷，未久调任两江，又代以林则徐。是时梗法为暴者，与其谓为回民，宁谓实由汉民改变，回以被迫而控之官，省不能理，至控之京部。官不庇汉以虐回，提犯鞫讯。而汉民先以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桥梗道，抗敌拒捕闻矣。惟亦有回人滋事者。则徐所谓“止问良莠，不问汉回”，自是正办。然粤乱渐炽，贤长官不能久任滇中。汉回相仇，回以种族、宗教之结合，心力易齐；汉以各地之土豪，逞其势力于一地，至回合各地以成众，则声势不相侔矣。于是遂成十九年据地僭号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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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号之回为杜文秀，以大理为都，久攻始下。其在道光时，则受汉民所欺压，挺身赴京控诉而为呈首者也，非不奉法之乱民也；后又助林则徐缉获乱党，且有功于平乱者也，此事近罕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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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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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回民滋事，公奏亲临督剿。……中途闻弥渡有警，乃疾趋先击之，一鼓扫荡。保山匪徒闻风震慑，公未至，即呈请缚献。公素侦知首要各犯姓氏。别有杜文秀者，机警多智，曾入都控轸滇事，公抚而遣之。入贼巢，按名就缚，无一人遁。公详列各犯罪状，五雀六燕，悉当罪。即汉民有勾煽附和先事凌激者，亦一一穷治之。中外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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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缉回犯，以杜文秀为眼目，所得悉当罪。别言汉民有犯法者，所以别于文秀所侦之回。文秀赴京呈控者汉人，若缉汉犯，自不能托之文秀，然则文秀以回人缉回犯，不以同教推诿，其初固深自效于大吏者。但保山之役，罪在地方官过于袒汉，多戮回人，犯法亦以汉人为甚。文秀即为保山事京控，其助官缉犯，当是保山以外案犯。录《国史旧传·林则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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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时云南汉回互斗垂十数年，焚杀几无虚日。则徐抵云南，适回民丁灿廷赴京叠控保山县汉民沈振达串谋诬害，劫杀无辜。经地方官提犯鞫讯，汉民遂纠众夺犯，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澜沧江桥，道路以梗。永昌镇、道举兵往擒，汉民遂拒捕。二十八年，则徐督兵赴剿，途次闻赵州之弥渡有客回勾结土匪滋事，遂就近移兵剿之，破其栅，殪匪数百，并抚恤受害良民。赵州底定，保山民闻风慑服，缚犯迎师，则徐按其罪重者百数十人，立诛以徇，复乘势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拒捕戕官诸匪千余名，置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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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知汉回仇杀，在云南历年已久。保山为汉人犯重，他处回犯正多。传言京控者为丁灿廷，据则徐奏议，则丁灿廷与杜文秀皆为迭次控辞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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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徐有饬提永昌京控人证未据报解情形片，内言：“两起回民京控，钦奉谕旨，交臣等审办。其原告丁灿廷等一起于十月十七日由部咨解到滇，又杜文秀等一起亦于十一月初三日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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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起京控之原告，文秀确居其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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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徐又有审明丁灿廷等两次京控折，内言：“十一月内，又准部文，奉旨：‘此次复据云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刘书等挟嫌借端，诬控从逆，致被搜杀抢掠。迨招抚回籍后，又被杀害多命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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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秀等所控，亦不尽系汉人。文秀之未婚妻，即为回人带去窝藏，并杀其妻父，但为署知县嗣代府事之知州恒文所用之家丁名黄溃者为之，并经惨杀其家多命。溯其起衅原因，则缘道光二十五年四月间，有已经歼毙之陕省回匪马大等在保山板桥地方唱曲讥笑汉民，被逐起衅。汉回互相纠众，仇杀焚掠，经永昌文武带兵往拿。回匪率众拒战，戕害大小营员及兵练多人。各处汉村回寨，彼此互烧。其烧毙杀毙之人，事隔数年，难以追查确数等语。此唱曲，必是山歌。南方山歌，原有专练相骂歌无数，彼此以歌词多而恶毒，层出不穷为胜。若在惯用械斗之处，必为启衅之一大原因。至其助乱壮胆之资，则又有紧皮药，服之刀砍不进，枪打不透，此似即义和拳等方法。今之大刀会、小刀会，亦多有此语。昔之小说所谓金钟罩、铁布衫等法，似亦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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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告病去滇。明年，金田事起，朝廷不暇多问边远事，不成兵祸者不见官书。而于咸丰三年六月，东川府属回起事，总督吴文镕带兵出省剿办，报迭有斩馘，其首匪马二花仍不获。至九月，滇督已易罗绕典，匪尚据东川之翠云寺、小雪山。护总兵王国才奉檄穷剿，擒获马二花及余匪，安插难回一万三千余人，东川、寻甸始平。具见国史馆罗绕典、吴振棫等传。可知回变历年未息。是时中原骚乱，邻滇之黔、桂两省亦群盗纵横。滇省内又有猓夷、夷等出掠。朝廷以全力御太平军，远省之兵事饷事，听省自为计。大吏坐困无术，则听将领料民为兵，就地征饷。骄将悍弁，所以对地方者益不可问，五年而杜文秀起迤西之蒙化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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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秀之起，官书皆甚隔膜。至后专到剿迤西时，始揭其名。同治十一年克大理时，滇督刘岳昭、滇抚岑毓英奏捷疏中言“杜逆倡乱，历十八载”，则自其年上推十八年，知为咸丰五年也。又同治七年，毓英始擢巡抚，疏陈军事，首言：“杜文秀窃踞迤西十有三载，根深蒂固。”自其年上推十三年，乃系咸丰六年。盖五年起事，六年而踞有迤西也。《东华录》于咸丰五、六年间，屡言汉回互斗滋事；又言回民抗粮，朝廷与疆吏皆存一敷衍之见。疆吏讳重为轻，朝廷不求甚解。当时总督为恒春，出省剿贵州苗；巡抚为舒兴阿，其奏报谕旨，有如儿戏。如六年五月甲戌十八日，舒兴阿奏：“楚雄回匪，迭受惩创，剿抚兼施，尚易得手。惟寻甸悍匪，理喻不从，地方多被扰害，现已飞调昭通、开化各镇兵，相机剿办。”得旨：“寻甸岂不能剿抚兼施？若必期剿洗殆尽，焉有多兵？但不可迁就了事也。”此盖以寻甸属迤东道，逼近川、黔，为省城通内地之后路，不能抛弃；楚雄虽已在大理之东，距省不远，然尚属迤西道辖，意将置之度外，以一抚字掩饰了事。而谕旨则并不责其兵取迤东矣。是时滇事，朝廷与疆吏互相粉饰，究其实状，乃从旁见侧出之文，略知咸丰六年乱象。刘岳昭等同治十一年折有追叙文云：“咸丰六年，提臣文祥调川军助剿，克红崖，围宾居，而东西各回围省，退兵还援，则弥渡、云县失矣。”宾居塞在宾川州，红崖当即宾川州之赤石崖，与赵州之白崖为对。弥渡镇在赵州，云县即大理之云南县。据此，知大理初陷，提督尚调邻省兵赴剿。宾川、赵州、云南，皆大理所属州县，而省城于是被围，遂加陷数地。又《史稿·忠义·谈树琪传》：“咸丰六年，以知府候补云南。先是，云南各郡县汉回相杀，回人据大理诸州县。树琪至滇境闻变，遣家属还，间道至省城。次日，城门昼闭。……初，树琪以部郎出守贵州，苗匪乱，办贼有声。……大吏率遣树琪及副将谢周绮防堵碧鸡关。关去城三十里。……树琪旋遇害。时六月二十六日，距至云南仅七十余日。”是即六年省城被围事，而大理则早被回据。树琪于抵滇境时已闻之，必是春间之事。《东华录》于六月十六日辛丑谕，据滇抚舒兴阿有“回匪勾结日众，现饬分股剿办” 一折。又另片奏“汉回仇斗，势难姑息，拟次第查办”等诏。八月初二日丙戌，又奏西路剿匪获胜及剿办海口回匪各一折，并不言省城被围。朝廷亦方饬滇督恒春由黔回滇，仍令其酌度情形，先其所急。初九日癸巳谕，本日侍郎何彤云奏滇省回匪滋事情形，略言：“当汉回互斗之初，自应持平办理。迨至因焚杀而戕官，回已叛逆，汉无此事，地方官力持并剿之议，又尽撤各乡团练，而转募回匪守城。现在迤东、迤西各属，回势燎原。海口、碧鸡等处，逼近省垣，回皆屯踞，非大加惩创，不能使之畏威敛迹。”并保前任知府彭崧毓及在籍侍郎黄琼、御史窦垿、总兵周凤岐等，办团练佐兵力；劾从前纵回袒回诸员，责令恒春、舒兴阿查照商办；并询恒春能否回滇。旋又谕恒春奏贵州剿办吃紧，未便折回，惟为滇请兵请饷，朝廷亦无如何，惟饬四川助兵二千，筹拨三四万金，往资接济而已。九月十九日癸酉谕，乃由恒春奏澄江、临安两府几无完区，海口未能获胜，姚州未复，浪穹失守，大理被焚，开化滋扰等语。于是三迤皆匪区，滇乱不可复掩。诏恒春回滇督剿，而舒兴阿仍奏回方求抚。十二月十五日戊戌，又以恒春奏，迤西大理、永昌，迤东开化、广南，回仍猖獗，责舒兴阿前奏难信。二十四日丁未又谕，有人奏滇回猖獗，总由官意专主抚，致堕术中，大理绅民赴省请剿，舒兴阿置若罔闻，现患怔忡，任信门丁、巡捕，表里为奸，著恒春查奏。七年正月，恒春奏回省调度，依违剿抚之间。谕旨责令出省剿办，恒春覆奏在省可以兼顾，不敢出省。舒兴阿旋乞病回京，回又逼省垣。六月初一日夜，恒春与妻博禹特氏在署皆自缢，乃调前曾任滇抚之川督吴振棫督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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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棫，杭州人，承平文学侍从之才，原难倚以戡乱。时回虽猖獗，汉亦不弱。惟回有特殊结合，其势见强。官无用汉人之方略，思倚外省之兵之饷，则方太平军益炽，无可征调，益成坐困。苟幸抚局羁縻，益摧散汉人抗回之力。振棫由川来，前所谕拨之川兵川饷，可以措办携来，暂供支柱。回于省吏，但得事事听命，即任其存在，亦无相害之意。其所谓抚，有求割地言和之意。省吏虽不敢明许，终以抚事上闻。即明明不剿，不啻默许连和矣。振棫未至滇，犹奏言：“必需大兵巨饷，痛剿一二处，方可就抚。”七月二十五日甲辰，得旨称奖。迨行抵曲靖，即奏“籍绅黄琮、窦垿办团设局，刻关防，贴告示，令民集团杀回，以致回乱蔓延”等语。谕琮、垿革职，交振棫查讯治罪，事在十一月。旋御史陈浚、尹耕云奏：“吴振棫办理失当，恐误地方。”吴焯复复奏：“愚民误会，恐团练解体。”朝廷方倚振棫，谕斥言官为颠倒是非。盖中外希望抚局或有成也。四月，振棫奏至，则大理回蔡七二陷顺宁府城。七二为杜文秀姻娅，见《湘军记》。五月，振棫又奏：“回民就抚，省城解严。经叠次推诚晓谕，汉回均各输服。并据回人出具永不滋事甘结，其屯聚省城外之回民二万余人，咸已解散，地方肃清。”是为振棫敷衍叛回，暂促离去省城之局。至十一月，遂乞病去，以巡抚张亮基代督滇。亮基荐按察使徐之铭升巡抚。之铭以剿匪自命，躐跻高职，实倾险挟回为重，亮基不能制。十年十月，亮基又乞病罢，之铭复疏请留亮基。诏候新督刘源灏至乃行。亮基在滇不敢发之铭事。源灏久不至，明年亮基径去。二月，至湖北，疏陈之铭罪状。会云南布政邓尔恒，前总督廷桢子也，升陕西巡抚去滇，于曲靖途次为贼所杀。亮基亦奏“传闻系候补副将何有保之练丁所为”，并有“抚臣主使”语。朝廷罢源灏，改任潘铎督滇，并命亮基督办云南军务。之铭嗾所抚回将马如龙等拒亮基来。同治元年，铎先至滇，奏邓尔恒狱正犯何有保已毙，之铭主使无实迹，候亮基来再会同查办。又以马如龙可用，澄江知府岑毓英有将材，皆为之铭所识拔，密陈之铭尚能抚回。朝命改亮基署贵州巡抚，以羁縻之铭。未几，之铭文檄杜文秀之叛党马荣署武定营参将。二年正月，荣忽率二千人至省，驻五华书院。铎令迁出，不应。自往谕遣，被杀，并杀府县各官，纵兵大掠。时毓英代理藩司，独守藩署拒战。马如龙来援，荣乃率众携所掠去。回众戕总督，已拥其掌教马德新为总督。之铭故事德新，以联络回众。及是，如龙逐德新，取总督关防授之铭，之铭遂以巡抚让如龙，如龙不受，遂令署提督，一切拱手听命。是时云南如化外，之铭疏但报杜文秀勾匪犯省被却退而已。论者谓之铭与乱谋。朝命褫职，以劳崇光为督，贾洪诏为抚。皆不能至。数年无督抚，兵事由岑毓英、马如龙为主，而毓英乃卒成平乱之功焉。之铭未就逮旋死，死时尚保毓英、如龙。滇事所赖，其言亦验。后虽有言之铭罪者，朝廷亦不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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