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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6岁到25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他天资聪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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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名为《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与父亲相异的政治倾向：“如果能宽以待人，宽容他人的小过，成就自己的大德，那么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悦诚服。如若不然，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然为政勤奋，如秦始皇那样每天批阅无数奏折，像隋文帝那样亲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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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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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邵武发现的清乾隆朱批奏折。在乾隆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不只用强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应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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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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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雍正驾崩后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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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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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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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背离传统帝王之道行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法会，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免泥沙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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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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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星连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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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并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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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的局面，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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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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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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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13年来，虽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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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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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圣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则将来子孙，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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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允禩、允禟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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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禩、允禟，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平反，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