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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保悄无声息地退步，转身，退出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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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陷入了尴尬。看来，地方官确实罪不可逭。他原来以为，夏邑所遭的是寻常灾害，没想到会重到如此程度。图勒炳阿和孙默欺君罔上、漠视民命达到如此程度，实堪发指。必须严肃处理，才能平民愤而肃官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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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国内开创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这一传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抚”事件必然会成为爆炸新闻，迅速传遍全国。本来，大清帝国如今的政治形势就不稳，各地抗税抗租斗争此起彼伏。如果这事再传开，那么无异于火上浇油，岂不极大地助长民众的自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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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之后，皇帝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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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夏邑县、永城县两县知县也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以警诫其他讳灾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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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以缙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山东巡抚审办，一定要查出背后有没有其他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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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各打五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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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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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传谕各百姓等，俾晓然于朕惠爱黎元，一体之意，各安本分，静候给赈。至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增致长刁风，挟制官长，扰及赈务，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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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这起案子的处理，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主动发现，并不是因为彭家屏的奏报，也不是因为“一二刁民”告御状。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那么必然要受到国家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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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上谕，体现了皇帝在面对民间政治参与热情性时的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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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汹汹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坝垒，将其约束在“纲纪”的河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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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底层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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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认为，这种情况下，群众有权利上访。但是，一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一级一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皇帝的理论是，“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伸，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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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赴上司衙门控告”，这便是皇帝所开具的普通百姓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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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如果“赴上司衙门控告”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锁系，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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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县民忍无可忍，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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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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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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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以下抗上”的“歪风邪气”。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挟制官长，殊非整饬刁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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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这个逻辑，在处理夏邑县事件时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释。乾隆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如此告诫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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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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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这不是显然之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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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孙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着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而不应该主动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动报告，就是孙子不守孝道，不能“子为父隐”。本来祖父要申斥父母，一听孙子公然陈告，也会先压下来不办，不能让孙子长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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