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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皇帝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第一次被打开。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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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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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在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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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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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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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下属不惜任何代价收买。”（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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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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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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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乾隆皇帝的诸多历史第一中，还可以加上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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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钟表是乾隆钟爱的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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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是乾隆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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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期，乾隆物质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场之大，要求之细致全面，均远过于前代帝王。不过此时他进取心尚炽，对物欲仍有节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称讲究，尚不能说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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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晚年，优点往往前进一步，突破分寸，转化成缺点。而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步入晚年之后，皇帝无心进取，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迅速突破。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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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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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初七、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七、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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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呈献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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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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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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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礼品价值过限，就是腐败。同样，按定制收受贡品，自是帝王维持正常生活的必须，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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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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