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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会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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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盛世之中，发生如此巨案，已经丢尽了朝廷的脸，没想到此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加不堪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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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完王亶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闷、气愤难平，另一方面心里也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原来，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寿之时，王亶望曾经向皇帝进贡了一份厚礼，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极佳，造型别致，皇帝喜欢不已。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进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后，皇帝才忍痛割爱，将这两样东西退还给了王氏。退回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这两样东西的样子日日浮现在眼前，让他牵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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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好了，起码通过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进宫了。而且以王亶望之贪婪，家中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奇珍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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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的结果汇报上来，王氏原籍山西阳曲、临汾二县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铺面房三十三间。地一千零九十五亩，当铺一座，共估值银九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两五钱。此外还有金器近四百两，珍珠五千余颗，玉器四十三件，铜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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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任所的好东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闽浙总督陈辉祖细细查抄，报上来的结果是抄出银九万余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近五千两，金珠宝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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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迅速下旨，将这些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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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如山积。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悦，亲自开箱验看。然而，一个又一个箱子打开，却始终没有发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宝，也大多是设计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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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呈上，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皇帝大惊失色。原来，抄家册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宝根本没有运进京里，而上面没有的东西，在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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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宝调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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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有史以来从没听说过的奇闻！谁人这么大胆，敢当面偷骗皇帝的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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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急败坏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两名大臣阿桂和福长安，放下手头的河工重务，星夜兼程赶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查办此事，严令他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皇帝推测，大抵是经手的小吏甚至仆从们无知者无畏，一时利欲熏心，做了这惊天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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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来的结果又让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王亶望所搜罗的宝物令陈辉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贪赃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胆子越来越大，对欺骗皇上这样的大罪也视如平常。调包时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不幸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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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荒唐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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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六 君臣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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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王亶望案这样严重的案子发生在眼前，应该足以惊醒皇帝的盛世迷梦。事实是皇帝仍然浑然不觉。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江山，是铁打不破的。虽然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皇帝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经过发现和处理，就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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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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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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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官员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权，马上满面红光而满脑糨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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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早年对臣下的欺骗伎俩十分警惕，“难眩以伪”。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喜谀恶直之弱点逐渐暴露。大臣们自然也就窥测风向，报喜不报忧。对专制者来说，从“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稍作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这一激烈的“负面报道”产生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布尹壮图奏折的同时，乾隆连篇累牍，从头加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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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壮图说天下吏民，多蹙额兴叹。这绝无可能。因为我即位五十五年来，对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无前例。六次普免钱粮，无数次赈济灾民。不惜巨资，修筑海塘河工保卫百姓生命安全。“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大清天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因此，广大人民对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绝不会有“蹙额兴叹”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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