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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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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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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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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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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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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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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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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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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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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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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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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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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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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见《史料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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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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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十三行代转，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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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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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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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纪录，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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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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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做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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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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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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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诀就是收紧缰绳，强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归拢到政权的罗网之内。大清王朝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百姓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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