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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与第二波的冲击，与其说由匈奴人与突厥人发起，不如说分别由汉朝与唐朝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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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的祖先日耳曼西哥特人，当年就是为了躲避来自遥远东方的第一波游牧者，不得不从东欧的巴尔干半岛，迁居到欧洲之角的伊比利亚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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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八十九年，东汉将军窦宪、耿秉越过大漠，与南匈奴会合进攻北匈奴汗国。匈奴人战败，残部躲入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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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九十一年，汉军再次出击，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单于仓皇离开蒙古高原，窜逃到西域。此后数十年，东汉王朝为了防止西匈奴人重新崛起，不断派兵远征。匈奴人怕遭灭顶之灾，只好离开西域，逃往辽阔的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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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九〇年前后，在中亚草原默默流浪的匈奴人突然奋起，征服了顿河以东的阿兰王国（即中国史籍中记载的奄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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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七四年，匈奴人渡过顿河，进攻东哥特人。东哥特人战败，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向西逃跑，投靠了活动在今罗马尼亚一带的西哥特人。匈奴骑兵尾随而至，与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附近会战，将西哥特人打败，迫使西哥特人逃过多瑙河，躲到罗马帝国境内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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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让西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的边境上为帝国御边，西哥特人勉强答应，心里却非常不痛快。西哥特人一方面怕匈奴人进攻罗马帝国，自己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另一方面又难以忍受罗马地方官员的歧视。所以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后，很快便逃往山区，成了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麻烦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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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七八年，罗马皇帝调动大军亲征西哥特人。西哥特人虽然人数少，但素来勇猛，再加上从匈奴人那里偷学了一些先进的战争技术，力量不可小觑。罗马皇帝偏偏犯了轻视他们的错误，结果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被哥特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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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匈奴人早已在南俄罗斯草原站稳了脚跟，他们一方面分兵南下侵入中东地区，另一方面派出小股骑兵渡过多瑙河，骚扰罗马帝国。西哥特人非常惊恐，他们担心匈奴人随时都可能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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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假如继续留在巴尔干半岛，不单可能会遭受罗马人的报复性攻击，而且还要直接面对可怕的匈奴人；而假如逃离这块危险之地，又能去哪里呢？他们被夹在匈奴人与罗马人中间，几乎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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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九五年一月[1]，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世。临终前，他将帝国一分为二，分别给两个儿子继承。罗马帝国自此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罗马的都城在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西罗马的都城在今意大利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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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西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而言是个难得的机遇，而对匈奴人而言，同样也是个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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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〇〇年，匈奴人开始向罗马帝国发动试探性进攻，一举夺取了多瑙河沿岸的许多土地。阿拉里克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兆头，他决定躲避匈奴人，躲得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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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〇一年，阿拉里克率领部族向西罗马帝国的腹地进发，他们先是洗劫了希腊，继而拥向意大利，并于公元四一〇年攻陷罗马城，大肆劫掠三日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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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一九年，西哥特人在今法国南部及伊比利亚半岛地区，以图卢兹（今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为中心，建立起了第一个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西哥特国。这里远离匈奴人的威胁，算是个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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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安全只是相对的，公元四五〇年，匈奴人集结数十万大军，渡过莱茵河，大举进攻西罗马的高卢地区（今法国）。他们摧毁了高卢的大量城镇，兵锋直抵奥尔良。奥尔良是高卢中部的军事重镇，在今巴黎以南一百多公里处。假如此地失陷，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将失去屏护作用，罗马门户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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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哥特人比罗马人还要恐惧，因为匈奴人一旦越过奥尔良，他们的西哥特王国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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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成为匈奴铁骑的猎物，西哥特人一方面把非战斗人员向比利牛斯山以南转移，一方面与罗马帝国结盟，共同抗击匈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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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五一年六月，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在今巴黎市郊展开决战。战斗仅一天，双方阵亡者就达15万人。最后西哥特国王战死，余部撤离战场；而匈奴也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只得退回莱茵河以东休整。西哥特人侥幸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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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千年后，这些西哥特人的子孙，驾驶着载有火炮的商船，突然来到了那个迫使匈奴人向西攻击的动力之源——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中国还是那个匈奴人西窜时期的中国，而世界已非那个黏在马背上者代表力量的世界。海洋时代开始了，谁统治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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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亿万人口的明代中国，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力量的策源地，已从亚欧大陆最东北端的蒙古大草原，转移到了亚欧大陆最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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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明朝君臣知道，那个偏僻的、人口只有百多万的蕞尔小国——佛郎机（明朝对葡萄牙的称呼）——居然根据与教皇的协议，自认为他们发现了中国，那中国就应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一定会笑掉大牙，没准还会封它个“新夜郎国”的封号，以示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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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葡萄牙人不是夜郎国人，他们当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虽然只约等于明朝的数十分之一，但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如果我们回顾那一年的历史，最能影响人类世界未来走向的一定是忙于在海上探险的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而非陆地上的庞然大物——大明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与这两个生机勃勃的海权国家相比，当时所有传统的陆权国家看上去都暮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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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视葡萄牙人为普通的夷狄，既不关心他们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也不关心他们因何来到东方。然而，不管明朝君臣醒悟与否，葡萄牙人的到来，实实在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从此不再是——自认为的——世上独一无二的天朝，也不再是——自认为的——世界的中心，它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民族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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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被许多历史研究者视为中国近代史第一阶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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