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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上朝理事，表面上非常勤奋，早朝、晚朝就像按点上班一样，一丝不苟，但是形式重于实质，几乎沦为了例行的礼仪——内阁依照一定的定额，提前一天选出紧要上奏的事务，票拟出处理意见，报给皇帝，上朝时皇帝走过场，依照内阁的意见颁传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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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时，假如国家出现灾事，皇帝一般会让宰相承责，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宰相，很多都是谢罪自杀而亡的。明朝没有正式的宰相，名义上皇帝独断乾纲，这自然衍生出这样的一种逻辑：皇帝要对国家的一切负有直接责任，无可推脱；可实际上，皇帝躲在深宫中，缺乏历练，对政事又不够专业，无力真正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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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除正常在朝堂上礼节性地与臣下见面外，都怕与大臣们坐以论道——他们一是担忧在臣下面前露拙出丑，二是担忧被大臣们责难。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只在公元一四七一年冬天，因为彗星反常出现，不得不与内阁大臣议过一次政。在会见大臣之前，他非常紧张，亲近宦官不得不反复叮咛鼓励说：“初见之时，倘若感情还不甚融洽，请不要多说话，姑且等到日后再作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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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的儿子，也就是正德天子的父亲朱祐樘，以仁智著称，他在执政十年后，也就是公元一四九七年暮春，才在文华殿会见过一次大臣，当时被视为盛事。那是三十年间明朝皇帝第二次与大臣坐而论道，而且会面的时间非常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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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虽然不愿直接处理政事，但并不等于他甘愿把所有权力都转移到内阁，形成后来英国那样的虚君责任内阁制。英国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议会，议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民的权力来源于神。明朝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君，君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明朝人的上天，不是基督教那种人格化的神，它指的是自然宇宙的法则——朱熹所说的天理，上古圣贤所言的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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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朝皇帝的事权虽然有弱化的倾向，但他是人间所有权力的来源，理论上拥有着至高无上的量裁权。只是这种量裁权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要受天道的约束，而天道的具体体现，就是古老的礼法与祖宗设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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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批评传统的中国社会重人治，不重制度，实在是对古代社会的误解。就明朝而言，那时的朝廷不仅重视制度，而且重视到了近乎邪门的地步，以至于常常影响到政府的施政效率。那时，权力基本上是在笼子里运行，上至皇帝，下至臣僚，都受到严格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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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朝的制度多么完美无缺，它也有许多弱点；只是，它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它能支撑二百多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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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德朝时，明朝中央的权力运作机制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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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衙门的奏章，直至布衣人士的上书，都预先汇集到通政使司进行分类，重要的送入宫中，例行的或不重要的进入内阁。进入宫中的奏章由太监负责的司礼监汇总撮要，报与皇帝预知，然后再转入内阁。内阁经过集体商量，对上报的各项事务草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一张纸上，称作“票拟”，附在原奏章上，转给司礼监，报送皇帝批准。皇帝阅后，用朱笔做出批示，称为“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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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奏章，皇帝一般都恩准内阁的票拟；但遇到重要的、敏感的事情，却要费一番周折。对于这类事情，皇帝大致已经预闻。假如内阁的票拟不合皇帝的心思，皇帝便派太监与内阁沟通协商；假如沟通不成，皇帝有时还会亲自出马，与阁臣们沟通；假如还沟通不成，一般要召集相关的文武官员集体讨论，以便统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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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皇帝想强力推行自己的意见，他会提前传口谕给内阁，让内阁根据自己的意思票拟；甚至有时不与大臣们沟通，便径行下旨，但是这要看内阁给不给他面子，假如内阁不给他面子，可以将皇帝的圣旨封驳，不予下发。有时即便内阁拗不过皇帝，勉强同意下发，但这样的圣旨也要过六科给事中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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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给事中，就是分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给事中。给事中科的主官级别很低，只有正七品，他们与内阁成员不同，内阁成员虽然本官级别低，但都兼着各部尚书，所兼职的级别为正二品，在实权官员中为最高，所以权高位尊；而给事中的级别是实实在在的低，他们没有兼职，虽然权力极大，却算是小官。原则上，所有诏旨的下发都最终要过给事中这一关，假如给事中不同意下发执行，他们也可以封驳；而且，假如他们发现皇帝有私心，还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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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所有下发到给事中科的诏旨及所附奏章，都是公开透明的；因为给事中要把每份奏章与诏旨抄下副本，照实集其精要，汇编成邸报，几天出一期，下发给各级官员，而且允许群众自由传抄。奏章的内容五花八门，所以邸报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既有时政新闻，也有一些大案要案、奇闻异事等，因此深受欢迎，在民间拥有广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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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给事中还经常把一些没有经过御览批红的奏章刊登公开。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等于曝光政府的内部分歧，大有让天下人议天下事的意思，相当于现代西方国家现场直播议会争论，以至于后来的崇祯皇帝登基后，要专门下诏制止：“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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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舆论非常厉害，朝廷权力的运作，相当于被置于聚光灯之下，以至于有些人聚众反叛，也常拿朝廷的丑事当借口。纵观明朝一世，所有贪腐或弄权的官员，虽然能得意一时，却很少有好下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时刻被人盯着，即便有皇帝或同党保护，他的烂账也最终会被人详细掀出来。让忠良得到好报，让奸佞自食恶果，是明朝舆论监督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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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遇上一位执拗的皇帝，他在身边太监或亲信的影响下，不顾内阁及给事中们的反对，坚决要做某件事，那么，他也能做到。假如事情比较小，比如径直从宫中下旨任命一位中低级官员，那么大臣们一般不会做出激烈反应，只是这位官员的身份也难以被认可，他在体制中会被当成不合程序出身的劣质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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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足够大，带有原则性，那么，皇帝就需要做好承受一场政治危机的准备。因为通常情况下，内阁会请求集体辞职，以回应皇帝的不信任；严重时，甚至连六部尚书也跟着请辞。另外，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们会对此疯狂进谏，就是挨廷杖、遭罢官或入监狱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声音之刺耳与不厌其烦，常常会让皇帝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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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皇帝没有太监们的教唆与坚决支持，他一般不愿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让步的一般只能是他；可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太监们不仅常常怂恿皇帝这样做，而且还常常与皇帝合伙对付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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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朱元璋在宫中悬有一块铁牌，严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可是他的子孙们出于无奈——惧怕文官之权架空皇权——无视老朱的训诫，陆续在宫中建立起一套权力系统，主动交由太监掌管，以牵制文官。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太监们的干政水平，他们还专门在宫中开设太监学校，让他们接受正式的儒学教育，传授他们参政议政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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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群高素质的太监充当顾问与秘书，皇帝的工作就舒服多了。为了偷懒，即便批红这样简单的事情，有些皇帝也不愿亲自动手，惯常的做法是，由太监们将奏章分出级别，特别重要与敏感者，由皇帝细阅深思，朱笔御批；其余则由皇帝口授，由司礼监太监代笔，这个过程往往也就是皇帝与太监领袖们议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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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层安排，内阁要想做某些事情，如果得不到太监们的配合，基本难以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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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正德天子登基初期，少不更事，为了尽情玩耍娱乐，他便把几乎所有的批红工作，都委托给了太监刘瑾。刘瑾滥用皇权，酿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大伤朝廷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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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面的故事，就将从这件事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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